蘇軾沒有留下專門的文論著作，他的文學主張散見于部分詩文和他同后輩往還的書札中。這些零散的言論匯集起來，可以看出蘇軾對文學的社會功能、藝術價值、創作規律等重大問題都有獨到的認識和精辟的見地。

蘇軾重視文學的政治作用和社會功能。他強調文章要“有為而作”，遵循其父蘇洵“言必中當世之過”的教導，講求詩文的實際效果，排斥抵制形式主義的文風。他在散文方面以韓愈為師，說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在詩歌方面則對杜甫推崇備至，說“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在詞方面，他主張打破詩與詞的界限，反對詩莊詞媚的傳統說法，認為詞中“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開拓了一條“以詩為詞”賦予詞以嚴肅主題的新路。

蘇軾對文學的藝術價值有正確的認識和闡述。他繼承了歐陽修的觀點，對文與道的關系作了切合實際的說明，認為二者是結合而非從屬的關系。對道的理解，蘇軾也更寬泛，除了治國之道，他更重視文章之道，即文學的藝術價值。他反復強調“辭達”，發揚了儒家傳統的文學觀點，說“辭至于達，足矣，不可以有加矣”。這就不再是象韓愈那樣僅僅把文看作載道的工具了。蘇軾引用歐陽修把文章比喻為“精金美玉”的言論，也可看出他對文學自身藝術價值和美學價值的重視。

蘇軾對文學創作的某些規律也作了探索。他主張作家為文先要“了然于心”，有了創作沖動才能寫出好的詩文。他強調立“意”，重視內容，也認為要有與內容相適應的不同的形式。進入寫作時，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也就是在“求物之妙”把握描寫對象的本質之后，自由揮灑，不拘一格，擺脫各種清規戒律的束縛。基于此，蘇軾認為詩、詞、文應該有多樣化的藝術風格，不能人為劃一，正如世間的美女肥瘠各異卻各具姿質一樣，文學的風格也該各呈異彩，各具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