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溫柔敦厚

詩學上一種溫文謙恭、含蓄儒雅的風格，為儒家所提出，并成為儒家的詩教。

最早載于《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教者也。”唐代孔潁達對以上作了具體闡釋，以為“溫柔敦厚”體現在詩歌形式和思想內容兩個方面，要求詩歌一方面能起諷諫作用，以供儒家“入世”之用，另一方面則須“止乎禮義”，不可“過火”，以委婉之詞寄諷諫之義。以后王夫之等人便是從這一原則出發批評白居易詩歌的大膽率白，不留余地。而集中、詳盡地闡發了這一原則的則是清人沈德潛。《說詩晬語》：“溫柔敦厚，斯為極則。”《清詩別裁·凡例》：“詩之為教，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魚數言，而其立言之一歸于溫柔敦厚，無古今一也”。這是把“溫柔敦厚”看成了詩歌的最高原則。

“溫柔敦厚”可見之于內容，沈德潛評《小雅·巷伯》， “想其用意，正欲激發其羞惡之本心，使之同歸于善，則仍是溫厚和平之旨也。”又以為徐干的“思君如流水”、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等詩，不如王粲的“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忠厚悱惻，而得其意。可見“溫柔敦厚”是要表現儒家的兩種仁義：善、忠，是從這方面作出要求的。從形式方面講，或從整體風格講，則是蘊借深表，別有寄旨，沈氏寫到： “王子春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周盤誦《汝墳》，而為親從征。此三詩別有旨也，而觸發乃在君臣、 父子、兄弟，唯其可以興也。”另外，沈氏還從創作和接受兩方面討論了“溫柔敦厚”的作用。從創作方面講，事物很難很清楚地表現出來，道理也難以說完全，因此就須“托物連類”以形容之;而郁情的外展，靈感的觸發，往往都得“借物引懷”以抒發之。 “溫柔敦厚”即通過比興來傳情達意。從接受方面講，沈氏以為如果直接地把事物、道理、情感說出來，而不假蘊蓄，用無情之語而想打動人情，這是很難的。有時不僅僅是藝術方面的原因，如前所述的有時是有“不得不言之隱”，而通過這樣的詩來表達。沈氏既然把“溫柔敦厚”看作詩教，就必然要從前人尋源，即“學詩者沿流討源，則必尋究其指歸”，從而提出“優柔漸漬，仰溯風雅”，只有這樣才“詩道始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