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體小說是我國文學的主要源頭之一，《聊齋志異》當數集大成者。當代文學的筆記體小小說，同樣是姹紫嫣紅的百花文苑里的一朵芬芳奇葩。

近幾年，我常讀到張曉林的筆記體小小說，一組組冠名《書法菩提》的作品，出現在一些報刊上，讀后，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張曉林有個創作計劃，就是用筆記體小小說寫10卷本《書法菩提》。張曉林以筆記體小小說寫宋代歷史，其理論上的依據是，尊重歷史事實。他筆下的人物、事件、時間在歷史典籍里都有確鑿記載，都有籍可查、可考，不虛構、不戲說、不演義，只在人性的空間進行挖掘。他認為，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盡管朝代不同，人事變化，滄海桑田，但古今人性都是不變的，或者說是相同和相近的。這恰恰是作家馳騁的廣袤空間，作家能在這個空間走多遠，決定了他創作上的成就。我們也的確注意到，中國的史籍，對歷史上的事件、人物的記載不能說不清楚、不明白，但無一例外地忽視了對歷史人物人性上的關注與開掘，歷史學家把這一任務交給了作家。這是作家的幸運，也是對作家的挑戰，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很多歷史小說要么拘謹于歷史，要么完全拋開歷史而任意戲說，這都背離了歷史小說的真諦。張曉林的《宋朝故事》有意避免了上述兩種情況，他用筆記體小說的寫作方法，捕捉歷史的某一個點或一個橫面，緊緊抓住“人性”，往深里寫，往細處寫，往小里寫，還原歷史的生活性和生動性。因此，他的創作選材嚴謹，寫法上不落俗套。

張曉林認為筆記體小說要講究“文味兒”“文氣兒”，說白了，就是文化味。筆記體小說應來源于中國古代的筆記，筆記是一種中國最本土的文體，也是中國最古老與最傳統的文體之一，時間上的久遠，勢必為這一文體注入了本民族精神與文化的元素，而從事這一文體的創作者，歷代多為文人雅士，如宋代的歐陽修、蘇軾、陸游等，都有大量的筆記著作傳世。因此，筆記體小說的創作，對作者自身的文化修養要求甚高。張曉林在這一方面有著深厚的文化積累與修養，他首先是一個優秀的書法理論家，他的書法論文曾獲全國第八屆書學討論會論文二等獎，青海省第二屆文藝理論獎和第三屆書法理論獎。他的書法師法“二王”和北宋的米芾，寫得瀟灑而古雅，曾多次參加國內外書法交流活動。張曉林憑著專業的書法修養，以一個作家的角度創作的《書法菩提》，散發著濃郁的文化氣息，將書法文化、書法家這一特殊群體的生活習性，借助形象生動的敘述，展現得淋漓盡致，既可以作為歷史去閱讀，亦可以作為書法文化閱讀，還可以作為小說閱讀。以中國最傳統的文體，去表述中國最精粹的書法文化，《書法菩提》做到了最完美的結合。缺味兒則單，缺氣兒則僵。張曉林的筆記體小說，無論寫書法篆刻、繪畫詩詞，還是寫最不起眼的煙壺、養蟋蟀用的泥罐，也要傳導出它所蘊藏著的本民族的文化與美學精神。

張曉林的筆記體小說發展與創新了傳統的筆記體小說這一體裁，從他的系列筆記體小說中可以看出這一點。古代筆記歷經魏晉南北朝及宋元，到明清逐漸成熟進而發展為筆記體小說，影響較大的如《聊齋志異》系列和《閱微草堂筆記》系列。無論哪一部筆記體小說集，篇目上都是獨立的，篇與篇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內容和結構上都是互不關聯的。系列筆記體小說《書法菩提》，雖是采取傳統筆記體小說的寫法，但內容上是相互關聯的，人物是相互穿插的，人物都是北宋時期的書法家和政治家，也有一些世俗間的奇人，他們之間的關系相互交叉，相互回環，相互重現；舞臺是一個大舞臺，北宋書壇這個大舞臺，生、旦、凈、末、丑，共同演繹出一出出文化的大劇。有些期刊發表他的小說時，單篇時是小小說，三五篇是短篇小說，十余篇就成了中篇小說，再長，就是長篇小說了。

張曉林早年在豫西地區工作，近年供職于開封市文聯，便一頭扎在古都名城汴梁的風物之中，對北宋興衰以及歷史人物產生濃厚興趣。凡帝王將相、文人墨客、三教九流無不納入視野。他曾略顯自負地說：我會以最大的努力，讓這一段沉寂的歷史重新活泛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