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集中，有兩首涉及恒寂僧的詩作，其一為《重到城七絕句·恒寂師》：

舊游分散人零落，如此傷心事幾條。會逐禪師坐禪去，一時滅盡定中消。

其二為《苦熱題恒寂師禪室》：

人人避暑走如狂，獨有禪師不出房。可是禪房無熱到，但能心靜即身涼。

元稹集中，則有《和樂天贈云寂僧》一詩，是《恒寂師》的次韻之作。元詩云：

欲離煩惱三千界，不在禪門八萬條。心火自生還自滅，云師無路與君銷。

由唱和體例不難推知，白詩中的“恒寂”就是元詩中的“云寂”。稱呼同一僧人而名號差繆如此，原因何在？古人云：“元白平生交友聞見率同。”詩中此僧屬于“交友”之疇，與“聞見”之事尚有不同。以元白關系之密切、學思之深湛，似不可能在酬唱之中出現此等歧誤。故而，論者普遍將其歸結為因某種特殊原因而導致的刻寫問題。

白氏乃原唱作者，而“恒寂”又兩見于集中，加之白集傳世刻本甚多且較完整，于此僧名號略無異文，自不是產生問題的一方。問題顯然出在元集。那么，元集在傳寫過程中將“恒寂”書為“云寂”，又是出于何種原因呢？卞孝萱、周相錄等先生以為因避宋諱而改，吳偉斌先生以為因避唐諱而改。考諸版本、事理，兩說皆不成立。

新出元集整理本，又以避諱說為基礎或參照進行回改，比如楊軍先生《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將題名中的“云寂僧”回改為“恒寂僧”，周相錄先生《元稹集校注》不特將題名回改為“恒寂僧”，又將詩句中的“云師”改為“恒師”。拋開前提不論，兩先生改字有當有不當。這里牽涉到一個關鍵問題，詩句中的“云師”是否就是對“云寂僧”（且不論其正誤）的省文敬稱？

一、 值得考究的避“恒”改“云”說

關于傳世元集將“恒寂”寫為“云寂”，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解釋說：“宋人繕刻元集，避真宗趙恒諱，改恒寂為云寂。”周相錄先生《元稹年譜新編》看法略同：“宋人刻元集，避真宗趙恒諱，改‘恒’為‘云’。”兩種說法皆無實據。古人避諱改字有一定規律可循，或改易本字筆畫，或求音近之字，或求義通之字，要在使讀者易于聯想，不致誤解。比如，宋人避“匡”字，或缺末筆，或改寫為音近字“康”；避“弘”字，或缺末筆，或改寫為同音字“洪”；避“殷”字，或缺末筆，或改寫為義通字“商”。“恒”與“云”音形義皆不相關，判定為“避諱改字”太過草率。好在宋刻元白集皆不難索見，我們稍加印證即可。“恒寂師”之恒，宋紹興本《白氏文集》缺末筆寫為“”，日本翻宋本《白氏長慶集》向下延長右側豎筆寫為“”。宋蜀刻《新刊元微之文集》闕卷甚多，殊非完帙，上揭元詩正文已逸，僅見目錄“贈云寂”三字，然所存卷五十七有“恒王參軍”一語，其“恒”字徑書為本字，未加更改。然則同一書本之中，“恒”字避且不避，改“恒”為“云”更無從談起。

吳偉斌先生也曾談到元白集中的恒寂、云寂之別（見《后人對元稹〈歸田〉等詩歌的錯讀》一文），其中值得關注的地方有二。其一，對卞、周之說有誤讀誤釋之處。拋開“改恒為云”這一點不論，卞、周兩先生“宋刻元集避真宗諱”一說并無原則上的紕繆，至于坊刻、私刻避諱嚴不嚴謹，那是另一層面的問題。吳先生批評卞、周兩先生時，將“宋刻元集”理解為“真宗朝刻元集”，將“避真宗諱”理解為“避今上之諱”；又進而以真宗朝無元集刻版之事，來論證兩先生之非。這種理解顯然不符合避諱常識，也有違卞、周兩先生本意。其二，將改字推定為作者所為，但舉證自相抵牾。吳先生以為，元稹編纂《元氏長慶集》《白氏長慶集》時，為避恩主穆宗李恒之諱，將己詩“恒”字改為“云”字。問題在于，元氏既然手編元白兩集，其性質與后世刻書者略同，又豈能只改己詩之“恒”，不改白詩之“恒”？就元集本身來看，又豈能只改“恒寂”之“恒”，不改“恒王參軍”之“恒”？

總之，目前的避諱改字說無論避宋諱也好，還是避唐諱也好，均不能就此問題作出圓滿解釋。筆者近因思慮所及，頗欲提出一假說并稍作推證，以求教于學術界各位方家友朋。也即，這一問題的產生不是出于避諱改字，而是出于寫刻者的校讎改字。元集流傳過程中的關鍵人物，比如劉麟父子或更早的鈔寫者，將詩句中的“云師”誤解為上聯法號省文的僧人敬稱，又從而以正文為據，將題目中的“恒寂僧”校改為“云寂僧”。

二、 “云師”義同“白云師”“碧云師”

元詩中的“云師”實際上就是白詩中的“禪師”，只不過換一種說法而已。僧人與云聯系在一起，在文人詩篇中并不鮮見。求其根源，至少有二，一是押江淹擬古詩的故典，所謂碧云師；一是對僧人修行狀態的寫意，所謂白云師。

先看碧云師。江淹《雜體詩三十首·休上人怨別》云：“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來。”江氏在序文中明言，這是“敩其文體”的摹擬之作。因而后人多將“碧云”與被摹擬者惠休聯系起來，藉以指代類似惠休的僧人及其高妙才思。蘇軾《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云：“季子應嗔不下機，棄家來伴碧云師。”即是用此意。又，宋王楙《野客叢書》云：

《遁齋閑覽》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仆謂此誤自唐已然……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云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云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云。”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夸碧云句，道證青蓮心。”張祜《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檗老，詩思碧云秋。”雪竇詩曰：“碧云流水是詩家。”曰：“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溪云。”此等語皆以為湯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愿以碧云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曾《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為證，豈止此耶？

關于唐代諸賢對碧云詩的版權判斷姑置不論，要在通過王氏的資料爬梳，我們可以窺見唐代詩文創作中“碧云”一典與僧人之間的關系。元氏言僧而詠及“碧云”的詩作也在不少，比如《和王侍郎酬廣宣上人觀放榜后相賀》云：“珍重劉繇因首薦，為君送和碧云詩。”又如《酬樂天江樓夜吟稹詩因成三十韻》云：“志士潛興感，高僧暫廢禪。興飄滄海動，氣合碧云連。”

次看白云師。賈島《酬鄠縣李廓少府見寄》云：“吟懷滄海侶，空問白云師。”齊文榜先生注釋道：“白云師，僧人也。因僧人多居山間修道，故云。”齊注言簡意賅，頗中肯綮。我們仍可稍作征引以為注腳，李廓《贈商山東于嶺僧》云：“商嶺東西路欲分，兩間茅屋一蹊云。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周弼《逢僧文禮》第一首云：“空山落日又逢僧，雨雜塵灰滿帽紋。但憶來時門不掩，麝香偷臥石床云。”

如上所述，“碧云師”“白云師”皆是僧人雅稱。屬辭結構上更為泛化的“云師”也是如此。比如，蘇軾在上揭《汪覃秀才》詩中稱僧人為“碧云師”，而在另一首《云師無著》詩中則稱僧人為“云師”。“碧云師”“云師”就指稱對象而言，用法略同。還是回到元集本身，元詩之“云師”正如蘇軾《云師無著》之“云師”，皆是以謙敬口吻泛言僧人。而基于相互間的唱和關系，元詩之于白詩必然格律守舊而辭義翻新，白詩謂之禪師，元詩遂謂之云師；白氏欲從禪師求解脫，元氏則說心火自生自滅，云師的開示起不到根本作用。

三、 “云師”與“云僧”

“云師”一詞既曾引起恁多誤解，有必要再從資料外圍稍加勾索，以與上論相經緯。“云”為雅辭，“僧”為僧人正稱，“師”為僧人敬稱，雅辭與敬稱相組綴即為“云師”，雅辭與正稱相組綴即為“云僧”。云師一詞，因為在職官與神話方面有兩個更為流行的義項，所以在指稱僧人這一點上不免受到擠壓，影響較小。云僧則不然，唐宋詩文中比比皆是，不難考見。

《漢語大詞典》將“云僧”解釋為“行腳僧”，似失之偏頗。因為“云”字取意，并非只是“流動”意義上的“行云流水”之云，還有“高峻淡泊”意義上的“藏巒在岫”之云。后面這個意義上的“云僧”，即是泛指普通寺僧。換言之，寺多依山而建，故稱云寺；僧多居山修道，故稱云僧；眾口流行演為習語之后，“山”這個因素反而可以忽略。接下來，且略舉數例以作說明。

唐曹松《觀山寺僧穿井》云：“云僧鑿山井，寒碧在中庭。”詩題已明言“山寺僧”，詩句又明言“鑿山井”，無須進一步解釋。唐李昭象《招西洞道者》云：“危峰抹黛夾晴川，樹簇紅英草碧煙。樵客云僧兩無事，此中堪去覓靈仙。”此為李昭象隱居山中之詩，云僧既居于西洞，亦當為山寺僧。南唐成彥雄《煎茶》云：“岳寺春深睡起時，虎跑泉畔思遲遲。蜀茶倩個云僧碾，自拾枯松三四枝。”宿于岳寺，有泉有松，則煎茶云僧亦當為山寺僧。

由“云僧”義反溯，以東坡詩參證，進而與“碧云師”“白云師”并觀，則元稹詩句中的“云師”不難理解。

結 語

綜上述可知，元稹和詩中的僧人法號，當與白居易原唱相同，詩題本作《和樂天贈恒寂僧》。元集寫刻流傳過程中的關鍵人物，比如劉麟父子之輩，因不解詩句中的“云師”之義，將其誤會為上聯法號省文的僧人敬稱，從而以詩句為正，將詩題“校改”為“云寂僧”。

當代讀元諸家，因發現此詩與白詩《恒寂師》的唱和關系，遂以避諱說來解釋元集何以書“恒”為“云”。而考諸版本事理，其說并不成立。元集整理者將“云寂僧”回改為“恒寂僧”甚是，但將“云師”一并改為“恒師”則失之甚遠。

元詩中的“云師”實為僧人雅稱，與白詩中的“禪師”同義。元集的問題或不在于避諱改字，而在于校讎改字。

（作者單位：湖南大學岳麓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