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春秋兵法·晏子春秋》原文鑒賞

[原文](節選)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賃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愎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服天下]。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己。”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

公任勇力之士，崦輕臣仆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期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

莊公問伐晉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荊棘。

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于兌。期而民散，身滅于崔氏。

景公問伐魯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 國安民和，然后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后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

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萊

景公伐萊，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于厘，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臣]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

于是，破萊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吳王問保威強不失之道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

晏子對曰：“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并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眾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為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 其用兵，為眾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

[鑒賞]

《晏子春秋》，舊題春秋齊晏嬰撰。有內外篇共8卷，215章。《漢書·藝文志》著錄為“《晏子》八篇”，列入儒家類;《隋書·經籍志》著錄為“《晏子春秋》七卷“，也列入儒家類。唐柳宗元因該書旨尚兼愛、非樂、節用等，“疑其墨子徒有齊人者為之”，應歸墨家。自此以后，《晏子春秋》的真偽、作者和成書年代等問題，學術界頗有爭論。現代學者一般認為，《晏子春秋》一書是在晏嬰死后若干年，后人博采史料和民間傳說編寫而成的，編寫者的基本思想似屬儒家，同時也受到百家影響，尤其是汲取了墨家的不少主張。成書年代在戰國之末或者秦漢之際。

晏嬰(?—公元前500年)，春秋時齊國政治家。字平仲，夷維(今山東高密)人。齊靈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56年)，其父晏弱死，繼任齊卿，歷任靈公、莊公、景公三世，前后執政50余年，為官清廉，生活儉樸，善于辭令，遺聞軼事很多。

《晏子春秋》一書，較全面的代表了晏嬰的政治社會思想。晏嬰處于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初期，他站在舊貴族的一邊，希望利用禮來約束齊國新興勢力的代表田氏，來保障“君強臣弱”，來防止“臣富主亡”。具體的說，即是希望把田氏限制在“大夫不收公利”的范圍之內。同時，主張省刑薄斂，提倡節儉，以減輕人民負擔，保全人民生命來看，是有好處的。除此之外，他又反對“朝居嚴”，而要求上不聾下不瘴，……要求統治者適當地聽取來自下層的意見。

《晏子春秋》專論軍事的篇章很少。從上面所選錄的5篇來看，大體上可以分成這樣幾個方面。

一、強調以仁義服天下

在本文第一篇《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里，晏子說，安仁義則能服天下，背仁義則不能服天下。在第二篇《莊公問伐晉》里，提出“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把立德放在首位;沒有德行，戰功只會招禍。第三篇《景公問伐魯》則歌頌了周禮的忠實實踐者——周公之子、魯之始祖伯禽的德政及其遺風，贊美詩書禮樂之邦的魯國是“好義而民戴之”，堅決反對攻魯。

二、提倡“用兵，為眾屏患”

第五篇《吳王問保威強不失之道》里，晏嬰說：“強不暴弱，貴不凌賤”、“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眾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為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為眾屏患，故民不疾其勞。”就是說，強大的不虐待弱小的，地位高貴的不凌辱地位低下的，不憑著威勢和強大使自己凌駕于他國國君之上，不憑著國土的廣大去兼并他國的土地。運用法制，是為了替世人禁止暴行，使用武力，是為了替百姓消除禍患，這樣，百姓不會厭煩自己的勞苦，國君也能夠長久地保持王位而不失去威勢和強大。

三、主張用獎賞來鼓勵作戰

第四篇《景公伐萊》是專論賞戰功的。文章說，“古之善伐者”懂得利用獎賞來鼓勵有智者盡智，有力者盡力。提倡用獎賞來推動戰爭。特別提出的是，景公只提到賞謀士，“吾欲賞于厘”，而晏子在回答景公提問時，認為不僅僅要賞謀臣，還必須要賞戰士，“益民之祿”、“益民之利”;而且，提出戰勝之后，作為國君只要享受戰勝的美名，讓臣民享受戰勝的實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這樣做，就真正能達到獎賞的目的。這種君主獨占美名，臣民歸于實利的觀點，對于推動戰爭，應該說是一種高見。

《晏子春秋》版本較常見的有蘇輿集校本，四部叢刊影印明活字本，張純一校注本等。本書選錄原文以中華書局1962年版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