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家風家訓演講稿

家訓，是我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何時都不能丟掉咱們老祖宗的規矩和傳統。只有將這些優良之風傳承下去，我們的家庭才會更加美滿和幸福，我們的社會才會更加和諧和穩定。下面小編為您提供傳承家風家訓演講稿，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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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穩定則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古往今來，有無數思想家從社會穩定、社會發展的高度來探討、研究家庭問題。歷朝歷代，都存在著大量社會問題，而其中有不少都是由家庭問題引發的。因此，重視家庭問題、研究家庭問題，事關整個社會的發展穩定。

促進家庭穩定和幸福的因素有許多。其中，家訓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家訓是中國家庭教育的優良傳統，是中國家庭教育的方法之一。關于家訓的說法很多，有人做過統計和專述，有包括家范、家戒、家教、家規、家法在內不下70種說法，然而其中被使用得最為廣泛的還是 “家訓”。

家訓文化的發展歷程

中國的家訓文化，可分為萌芽期、發展期、成熟期、衰敗期、蛻變期，但不管是在哪一個時期，家訓都離不開對子女的教育

中國的家訓文化可謂源遠流長。家訓最早出現，是通過父母對子女的當面訓誡來體現的。

據《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西周政權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諸侯國。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魯國。由于周公旦要留在京城輔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讓自己的兒子伯禽就封于魯。伯禽臨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周公訓子，就是父母對子女當面進行訓教，這也是一段關于中國家訓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記載。

父母對子女面對面的訓誡，用文雅的詞來說，就是“庭訓”。“庭訓”典出《論語·季氏》，講的是孔子當面訓誡兒子孔鯉的故事。由此，“趨庭”、“鯉對”、“庭對”也成為中國家訓文化的代名詞。后來，中國的家訓通過書信、訓詞和遺囑等形式傳遞;再后來，家訓又通過制定完整的家規、家約、家范來體現，形成了家庭內部所有成員的行為準則。

中國的家訓文化從一開始就有著明確的指向。綜合起來，它有這么幾項基本功能——

一是訓導教育子女成人成才。這是家訓最基本的一個功能。前文說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訓，都體現了這一點。中國的家訓文化，可分為萌芽期、發展期、成熟期、衰敗期、蛻變期，但不管是在哪一個時期，家訓都離不開對子女的教育。

二是實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個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為社會細胞、社會的基本單位，必須接受來自外在的社會控制。這種社會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習俗控制。同時，為了維護家庭內部的穩定、調整和處理好家庭內部關系、將子女培養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繼和綿延，還必須要有家庭的內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這種自我控制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通過家訓(包括家規、家約、家范等)，以口頭或書面的各種形式來體現，從而起到對子女、對全體家庭成員的教育、引導和約束作用。

三是確立良好的家風。家風是指一個家庭的傳統風習，是人們在長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漸形成和世代言傳下來的生活作風、生活習慣、生活方式的總和。家風的形成，是家庭長輩和主要成員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教誨的結果，而家訓和家風有著密切的聯系。隋朝初年的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治家篇》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夫風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兇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 ”在這里，作者強調了家風引導和家庭中長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現代，江南錢姓家族人才輩出，若星漢燦爛。這和其先祖制定的《錢氏家訓》并代代相傳、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風是分不開的。

從司馬父子到王氏兄弟

孝有大小之分，對父母能養能敬，是一種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揚名，以彰顯父母養育教誨之德，才是大孝。這是中國古代孝道思想的升華，對后世的孝道文化產生了極大影響

中國古代家訓內容廣泛，包括倫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識的教育、謀生技能的傳授、為人處世的告誡等，幾乎涉及個人、家庭、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對孩子的倫理道德教育被放在第一位。而孝道是人類最基本的道德，因此，關于孝道的教育，成為中國家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古代家訓文化成果的重要體現。關于孝道，無論是思想家、帝王、官員以及民間的士紳讀書人家庭，在他們的家訓實踐和家訓著作中都有大量體現。

在古代帝王的家訓中，對孝道很重視。三國時期魏武帝曹操，對兒子要求嚴格，尤其重視兒子的慈孝。他曾發表《諸兒令》，說“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亦未知用誰也。兒雖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

清朝入關以后的第二任皇帝康熙對家教一貫重視，后來雍正特將其父在世時對諸皇子的訓誡編為《庭訓格言》。全書共246條，包括讀書、修身、為政、待人、敬老、盡孝等內容。該書有言，“凡人盡孝道，欲得父母之歡心者，不在衣食之奉養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歡心，其可謂真孝者矣。 ”該書又提出，“《孝經》一書，曲盡人子事親之道，為萬世人倫之極，誠所謂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推原孔子所以作經之意，蓋深望夫后之儒者身體力行，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風俗。其旨甚遠，其功甚宏，學者自當留心誦習，服膺弗失可也。”通過《庭訓格言》可以看出，康熙認為“真孝”和行孝道不能停留在書本經義上，而是要“身體力行”、“服膺弗失”。這兩點至今仍對孝道文化的傳播和實踐具有現實意義。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是非漢族統治中國，再加之有文字獄等統治手段，在歷史的評價上，存在一些非議。但如果用歷史的、理性的眼光來看，這三位皇帝并不比歷史上任何一個皇帝差，他們開創并形成的康雍乾盛世對中國社會的促進和發展也是不可否認的。其中，康熙、雍正等對皇族家訓的重視、對子女行孝盡孝的嚴格教育和要求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的。

在古代的名臣將相中，有兩個家庭的家訓和孝行是很出名且足以垂范后世的。一個是西漢的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另一個是東漢末年的王祥、王覽兄弟。

司馬遷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的作者。他在西漢武帝時任太史令，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后任中書令。一個男子，身受腐刑，這是難以忍受的奇恥大辱。因此，司馬遷幾次想到去死。但他最終還是含垢忍辱地活了下來。為什么?據《漢書·司馬遷傳》記載，司馬遷認為自己之“所以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這里所說的司馬遷的“私心”，正是他遺憾于自己一個最大的心愿尚未完成，那就是父親司馬談留給他的遺訓——必須完成《太史公書》。

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記錄了他在父親病榻前接受遺訓的過程，“太史公(司馬談)執遷(司馬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司馬談在給兒子司馬遷的遺訓中，對孝道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即“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這一遺訓，對司馬遷的日后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

王祥和王覽，是同父異母兄弟。王祥 (公元185—269年)，西晉瑯琊(今山東臨沂)人，字休徵。漢末，他隱居廬江(治所在今安徽舒城)20余年;后任溫縣令，累遷大司農、司空、太尉;至晉代魏，官至太保。就是這樣一個大官，卻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大孝子。 “二十四孝”中的“臥冰求鯉”故事說的就是他。王覽(公元206—278年)，字玄通。《晉書·王祥傳》稱他“孝友恭恪，名亞于祥”。他對父母篤孝，對兄長恭敬，名聲僅次于王祥。最難得的是，他自小就不忍心看到母親虐待兄長，經常在母親朱氏責罵加害兄長王祥時挺身而出護著兄長。王覽出仕以后，先后任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太中大夫。西晉武帝司馬炎下詔表彰王覽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 ”

王祥在孝道方面不僅自己身體力行，對子女也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在他85歲高齡的時候，身染重病，乃“著遺令訓子孫”道：“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信、德、孝、悌、讓，這就是中國古代家訓中著名的“五德”。孝有大小之分，對父母能養能敬，是一種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揚名，以彰顯父母養育教誨之德，才是大孝。王祥家訓中的“五德”，尤其“揚名顯親，德之至也”這一訓令，顯然是繼承了漢代司馬談“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的思想，是中國古代孝道思想的又一次升華，對后世的孝道文化產生了極大影響。

至東晉南朝，瑯琊王氏成為江南第一著名士族，涌現出很多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和畫家，諸如東晉名相王導、大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等。王氏家族詩書傳家，人才輩出，世系綿長，和王祥兄弟以孝悌為本，又以信、德、孝、悌、讓“五德”戒子是分不開的。

辯證看待中國孝道文化

辯證地看待和批判地繼承歷史文化傳統固然是不應被忽略的必要步驟，但如果凡此種種討論最后只是得出一個類似 “國人議論未定，孝道仍在滑坡”這樣的結論，就頗令人堪憂了孝道文化是中國家訓文化的一大亮點，它對于子女的教育、成才，對于家庭成員互尊互愛、和睦，對于優良門風的確立、傳承，都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它在經典著作及其流轉中有哪些體現呢?

比如，中國儒家經典之一的《孝經》。其作者經學者專家長期反復考證，基本確立為孔子的嫡孫孔?所撰。孔?雖然受教于曾參，但他的孝道思想的形成，不能說不受到祖父孔子、父親孔鯉的直接耳提面命的教育與影響。

又如，隋唐五代是中國古代家訓文化的成熟時期。其標志就是出現了由顏之推撰寫的中國第一部專門的、成本的、完整的家訓著作 《顏氏家訓》。它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到了宋元明清，家訓文化進入繁榮時期，先后出現了北宋司馬光的 《家范》、南宋袁采的 《袁氏世范》等。這些專門的、成本的家訓，內容涉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總體而言，孝道都在這些家訓著作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

顏之推在 《顏氏家訓·教子》中說： “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顏氏家訓·勉學》中有言， “孝為百行之首，猶須學以修飾之，況余事乎!”司馬光在 《家范》中則說，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 (指婆婆)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袁采在 《袁氏世范·睦親》中提出，“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賢父喻己父，則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無偏勝之患矣”。又說，“人之孝行，根于誠篤，雖繁文末節不至，亦可以動天地、感鬼神”。

在以上這些關于 “孝道”的論述中，有一點很值得重視，那就是，他們都認為孝道是父母和子女雙方的事情，而不是做子女的單方面地行孝。中國 “孝道”大都強調了父子間雙向的良性互動，蓋因有此雙向互動，父慈才能子孝，子孝而父益慈。這里面講究父母對子女的嚴格要求，強調父母長輩在孝道文化中必須以身作則，按父母的角色規范在家庭生活中為子女樹立榜樣，如前文所引 《顏氏家訓》中的 “父母威嚴而有慈”所示，這句話將 “威嚴”與 “有慈”并立。換言之，其所講的父母對孩子的威嚴和慈愛從來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為一體的。這樣的家訓，這樣的孝道文化，有著積極的意義，是值得提倡的。

無可否認，在中國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無論是在統治階層還是在民間，都出現過提倡孝道過頭、使孝道文化呈現出其消極一面的情況。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在一定時期對中國孝道文化進行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對孝道文化的倡導有時會過頭一樣，我們對孝道文化的幾次猛烈批判也早已被歷史證明是過頭了。過頭到現在我們要 “挽狂瀾于既倒”，重建孝道文化在今日幾乎已成相當艱難之事。如今，在父母膝下盡孝幾成渴盼而不可及之事，以至于 “常回家看看”到了要入法的地步。而用法律來約束本應歸于倫理道德范疇的孝道究竟是否合適，是值得討論的。

《詩經·大雅·既醉》有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這是一句將孝子和家族的幸福美滿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祝愿之辭。但這只是一句祝愿嗎?歷史已一次又一次證明，在中國，孝道文化是檢驗和測量社會精神文明程度的試金石，孝悌也是社會和諧、家庭和睦的基礎。只要人類存在一天，家庭和社會對孝道文化的提倡就不該須臾離開。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至今我們還在要不要繼承中華民族的孝道文化這個問題上爭論不休;還在衡量中國古代的孝道文化里，究竟是積極因素多一點，還是消極因素多一點。辯證地看待和批判地繼承歷史文化傳統固然是不應被忽略的必要步驟，但如果凡此種種討論最后只是得出一個類似“國人議論未定，孝道仍在滑坡”這樣的結論，就頗令人堪憂了。在提倡和踐行孝道文化這個問題上，我們千萬不要再出現反復和折騰了。“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果真如此，實屬中華民族之大幸也!

從中華民族孝道文化的式微以及當下社會上存在的各種家庭倫理困境，我們不能不看到，中國歷史上的家訓文化對家庭建設是有重要作用和積極意義的。中國家訓文化的起源雖然很古老，但中國家訓這一形式及其所能承載、體現的功能并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它對我們今天的家庭建設依然可以具有重要的引導和教育作用。與時俱進地介紹并繼承中國家訓文化及其優良傳統，該是新時期家庭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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