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課堂筆記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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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筆記摘錄

　　巴斯卡：你說別人瘋，而你本身是另外一種瘋子。

　　凡是和時間空間有關的，都會產生相對性。沒有共同普遍的準則。而理性則保持著一種，超越時空的普遍和必然的高度，放之四海皆準。

　　排拒結構使我們想起尼采對形上學的思考。通過排列產生對優劣的區分。所有的排斥都在肯定和訴說其自己。二元性對峙結構的效果。所以，理性可能隱含著另外一種瘋癲，所以理性的勝利值得高興嗎?

　　瘋若和神圣有關，就不是一般的瘋狂。一般的瘋狂，去除了神圣性，理性就可以坦蕩地進行管理。

　　知識活動和分類系統有關系。理性表現在能夠用有效的方式對事物進行那個分類，進行消解、改變。

　　自由的反面是奴役，人們害怕被奴役，自由變成一個要挾。

　　如果所有的人都被納入管理，暗示著，生命已經消失。

　　我們可以直接從語言的表達上看到那個時代所共享的結構和系統。

　　醫生與政治結合，醫生是健康的制造者，成為了立法的顧問，對身體行使控制的權力。

　　知識活動和時代有關系，一個時期，什么可見與不可見決定了那個時代的知識。當我們可以看到更多時，就是獲得了更多的真相，有了知識。

　　死亡是有限的。但往往死亡的有限性，帶來好的方面。一個界限存在于那里，不見得是消極，我們可以看看，如何不斷將那條線往后退。醫學的進步，得益于人類死亡的必然性。因此人陷于在科學上的兩極：限制與超越。我們總是先設定一個目標，然后看我們能否超越，目標不斷往前推，我們一次一次取得突破。這種進步，征服的是疾病，而不是死亡。因為死亡沒有消除，人可以不斷地證明自己的能力。極限讓我們有了證明自己的機會。

　　現象學就是和看相關的思想活動。沒有看，一切的知識是不可能的。

　　當帝國統治殖民地時，會有田野調查。看起來這些西方人是旁觀者，然而這種調查帶有西方的眼光，所有的一切對應他人的生活。他者有一種很怪異的眼光，看到的都是自己不熟悉的、沒有的，所以他們總是帶有觀察點來看，所以所謂“東方主義”都是西方的產物。產生興趣，就說明帶有自己的觀點去定義你，突出了儀式中的某樣東西。或許這種東西并不是我們所在意的。這樣一來，就創造出對這個民族的理解。視覺總是居高臨下，看就是打量，是很高的姿態，像帝國對待殖民地，被看就是被殖民。為什么博物館這種東西帶有帝國式的凝視?最大的帝國的成果表現在博物館，他們展示的都是帝國的眼光角度。西方博物館，一樓都是埃及文明。因為對他們來說，這種文明是古老的，暗示某種輝煌、神秘和遙遠。而帝國的政府，就是征服這種東西，征服這種可以證實時間文明上偉大的東西。博物館學和帝國學有關系，中國的崛起要在博物館上打主意。(downcast eyes)某種力量能不能唄展現，要用肉眼來進行證實：宮廷的建造，武器裝備。

　　我們對于物質生活本身是不得知的，但我們又有知識。所以知識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再現事物的結果。

　　知識更多依賴權威，如果想要形成某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東西，那么就說明這種東西有權威。

　　飛機就是一個監獄，如果不按照要求來，就會發生危險。位置很小很擠，飛機餐就像監獄里的飯。

　　理性是很難抗拒的東西，知識更是如此。在知識面前我們都是侏儒。標榜自己是個體，強調個人化的權利，是一種弱化的權利——只有你一個人。而不是一呼百應

　　課堂筆記摘錄

　　盧曼的系統理論：

　　將主體哲學中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變成純粹功能意義上的“系統與環境的關系”。

　　哈貝馬斯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一書中將系統理論總體概括為“非人本主義的”，即把人消解了，整個世界不是由人構成的，而是由一個一個系統構成的。系統是執行不同功能的復制品，其他系統對于這個系統來說構成了它的環境。

　　—從笛卡爾到康德的哲學是“主體哲學”，我是主體、你是客體，你是被我認識、被我建構的，你取決于我，我在動、你沒動。

　　—系統論哲學是互相指涉的哲學，盧曼的理論中沒有“認識”這一概念，只有“觀察”的概念，認識的結果就是兩個系統彼此觀察的結果，不是一個主體一個被動的客體。不同的功能組織體都有自己內部的符碼，如法律系統的合法與非法、政治系統的有權與無權、經濟系統的有效與無效。每個系統都按照自己的二元代碼不停運轉，運轉過程中這個系統既要自我觀察，又要觀察環境，而這兩者是相互影響的。

　　哈貝馬斯的“合法性危機”在盧曼看來是“復雜性問題”。一個系統作出的決定會同步地影響另一個系統，所以這里存在“雙重偶然性”：一個系統的決定是偶然的，另一個系統接收該系統所做決定的信號從而做出決定也是偶然的。這種偶然性就是現代社會的功能過于分化導致的復雜性問題。

　　哈貝馬斯所說的“規范性的國家概念”、“實踐理性的規范內容”，即所謂的正當、正義、對錯、善惡等規范性概念，在盧曼的系統理論看來是沒有意義的。系統論認為世界就是一臺機器，我們要做的是讓這臺機器一直運轉，機器的運轉是正常的機械原理的作用，沒有善惡正當等概念。在盧曼看來，正義問題被化約為一個“復雜性降低”的問題，即系統與系統之間的復雜性如何降低(若系統之間的可預期性提高，則復雜性問題得以解決)。

　　哈貝馬斯認為主體哲學將人捧得太高，但系統論又將人踩得太低。系統論是一套非人的學說，系統中沒有人，人也成為了工具、器械、行動者，這個行動者是整個大系統的零部件。

　　—>系統論在憲法學中遇到的最大障礙：幾乎無法回應憲法學對人的深刻關懷。

　　系統論認為人的尊嚴不重要，重要的是降低復雜性，這與立憲主義思想背道而馳。而這一點恰好是哈貝馬斯所張揚的：挽救人、關懷人、突出人，交往理性是人的理性，而非機器的理性。

　　—>系統論對憲法學的啟發：國家作為一個政治系統不能逾越邊界。

　　系統理論認為國家是諸多功能分化的社會子系統中的一個，國家不是高高在上的，只是執行政治功能的一個系統，沒有規范性內容。國家也是有邊界的，其二元代碼并不比其他系統的二元代碼更能代表真理，因此國家需要恪守邊界。

　　* 哈貝馬斯與盧曼終生論戰。偉大的學者寫書時必然有潛在的對話者，不是讀者，而是其他理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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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論哲學對世界的機器式的理解好無趣噢，“人”不是最多變最有趣最值得探究的嗎?

　　追求私人最優解無可厚非，但還是希望每個人都能保持良知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