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筆下的過年意味

梁實秋在《過年》一文中曾回憶道，小時候不喜歡過年。原因是“除夕要守歲，不過十二點不能睡覺”;給長輩們拜年“要叩頭如搗蒜”，“從心坎兒覺得窩囊”。直到民國前一兩年，家中過年的方式才做了“維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門磕頭拜年。我從此不再是磕頭蟲兒。過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

從梁先生的筆下，我們領略了中國傳統“老式”過年的一鱗半爪。

相比梁實秋，魯迅的過年則顯得“冷清”了很多。1934年過年時，他寫了一篇《過年》的文章：“我不過舊歷年已經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

可以看出，對舊歷年，魯迅一向很冷淡，他要么逛書店買書，要么讀書，與平常日子沒什么區別;像1934年過年如此有興致，在他一生當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擅長寫上海都市生活和大戶人家生活的張愛玲，于1946年初由上海往溫州尋找胡蘭成的途中寫下了三萬多字札記——《異鄉記》。其中寫到農村過年、看見殺豬、農民生活等細節。如寫殺豬：“尖刀戳入豬的咽喉，它的叫聲也并沒有改變，只是一聲聲地叫下去。直到最后，它短短地咕嚕了一聲，像是老年人的嘆息，表示這班人是無理可喻的。從此就沉默了……”

精練的文字佐于真摯的情感流露，使得通篇讀來生動有趣，農村百景躍然紙上，可以看出張愛玲對底層普通人也有同情的`一面。

老舍過年喜歡熱鬧。1951年，他用優美的筆調寫過一篇《北京的春節》，描繪了老北京春節前后的日程、活動、玩意兒、吃食、禮儀、景觀，被譽為是一幅活脫脫的老北京民俗風情畫卷。“除夕真熱鬧。家家趕做年菜，到處是酒肉的香味。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門外貼上了紅紅的對聯，屋里貼好了各色的年畫。除夕夜家家燈火通宵，不許間斷，鞭炮聲日夜不絕。在外邊做事的人，除非萬不得已，必定趕回家來吃團圓飯。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沒有什么人睡覺，都要守歲。”

這樣的文章讀起來朗朗上口，猶如在聽一位長者拉家常、講故事，讓人回味無窮。

透過這些文字，我們真切地看到，不同的人生閱歷，對過年的態度也是各有千秋，讀文學大師筆下的“過年”，領略不同時代的“年味”，也是蠻有意思的事!

文學大師筆下的過年：梁實秋不愛過年，老舍好熱鬧

梁實秋在《過年》一文中曾回憶道，小時候不喜歡過年。原因是“除夕要守歲，不過十二點不能睡覺”;給長輩們拜年“要叩頭如搗蒜”，“從心坎兒覺得窩囊”。直到民國前一兩年，家中過年的方式才做了“維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門磕頭拜年。我從此不再是磕頭蟲兒。過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

從梁先生的筆下，我們領略了中國傳統“老式”過年的一鱗半爪。

相比梁實秋，魯迅的過年則顯得“冷清”了很多。1934年過年時，他寫了一篇《過年》的文章：“我不過舊歷年已經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

可以看出，對舊歷年，魯迅一向很冷淡，他要么逛書店買書，要么讀書，與平常日子沒什么區別;像1934年過年如此有興致，在他一生當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擅長寫上海都市生活和大戶人家生活的張愛玲，于1946年初由上海往溫州尋找胡蘭成的途中寫下了三萬多字札記——《異鄉記》。其中寫到農村過年、看見殺豬、農民生活等細節。如寫殺豬：“尖刀戳入豬的咽喉，它的叫聲也并沒有改變，只是一聲聲地叫下去。直到最后，它短短地咕嚕了一聲，像是老年人的嘆息，表示這班人是無理可喻的。從此就沉默了……”

精練的文字佐于真摯的情感流露，使得通篇讀來生動有趣，農村百景躍然紙上，可以看出張愛玲對底層普通人也有同情的一面。

老舍過年喜歡熱鬧。1951年，他用優美的筆調寫過一篇《北京的春節》，描繪了老北京春節前后的日程、活動、玩意兒、吃食、禮儀、景觀，被譽為是一幅活脫脫的老北京民俗風情畫卷。“除夕真熱鬧。家家趕做年菜，到處是酒肉的香味。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門外貼上了紅紅的對聯，屋里貼好了各色的年畫。除夕夜家家燈火通宵，不許間斷，鞭炮聲日夜不絕。在外邊做事的'人，除非萬不得已，必定趕回家來吃團圓飯。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沒有什么人睡覺，都要守歲。”

這樣的文章讀起來朗朗上口，猶如在聽一位長者拉家常、講故事，讓人回味無窮。

透過這些文字，我們真切地看到，不同的人生閱歷，對過年的態度也是各有千秋，讀文學大師筆下的“過年”，領略不同時代的“年味”，也是蠻有意思的事!

（來源：每日新報）

梁實秋《過年》

我小時候并不特別喜歡過年，除夕要守歲，不過十二點不能睡覺，這對于一個習于早睡的孩子是一種煎熬。前庭后院掛滿了燈籠，又是宮燈，又是紗燈，燭光輝煌，地上鋪了芝麻秸兒，踩上去咯咯吱吱響，這一切當然有趣，可是寒風凜冽，吹得小臉兒通紅，也就很不舒服。炕桌上呼盧喝雉，沒有孩子的份。壓歲錢不是白拿，要叩頭如搗蒜。大廳上供著祖先的影像，長輩指點曰：“這是你的曾祖父，曾祖母，高祖父，高祖母……”雖然都是岸然道貌微露慈祥，我尚不能領略慎終追遠的意義。“姑娘愛花小子要炮……”我卻怕那雷子、二踢腳子。別人放鞭炮，我躲在屋里捂著耳朵。每人分一包雜拌兒，哼，看那桃脯、蜜棗沾上的一層灰塵，怎好往嘴里送?年夜飯照例是特別豐盛的。大年初幾不動刀，大家歇工，所以年菜事實上即是大鍋菜。大鍋的燉肉，加上粉絲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鍋的燉雞，加上冬筍是一味，加上番薯又是一味，都放在特大號的鍋、罐子、盆子里，此后隨取隨吃，大概歷十余日不得罄，事實上是天天打掃剩菜。滿缸的饅頭，滿缸的腌白菜，滿缸的.咸疙瘩，不知道什么時候才可以見底。芥末堆兒、素面筋、十香菜比較地受歡迎。除夕夜，一交子時，煮餑餑端上來了。我困得低枝倒掛，哪有胃口去吃?胡亂吃兩個，倒頭便睡，不知東方之既白。

初一特別起得早，梳小辮兒，換新衣裳，大棉襖加上一件新藍布罩袍、黑馬褂、灰鼠絨綠鼻臉兒的靴子。見人就得請安，口說：“新喜。”日上三竿，騾子轎車已經套好，跟班的捧著拜匣，奉命到幾家最親近的人家拜年去也。如果運氣好，人家“擋駕”，最好不過，遞進一張帖子，掉頭就走。否則一聲“請”，便得升堂入室，至少要朝上磕三個頭，才算禮成。這個差事我當過好幾次，從心坎兒覺得窩囊。

民國前一兩年，我的祖父母相繼去世，家里由我父親領導，在家庭生活方式上作維新運動，革除了許多舊習，包括過年的儀式在內。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門磕頭拜年。我從此不再是磕頭蟲兒。過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分裝四個圓籠，除日挑到家中，自己家里也購備一些新鮮菜蔬以為輔佐。一連若干天頓頓吃煮餑餑的怪事，也不再在我家出現。我父親說：“我愿在哪一天過年就在哪一天過年，何必跟著大家起哄?”逛廠甸，我們是一定要去的，不是為了喝豆汁兒、吃煮豌豆，或是那大糖葫蘆，是為了要到海王村和火神廟去買舊書。白云觀我們也去過一次，一路上吃塵土，廟里面人擠人，哪里有神仙可會，我再也不作第二次想。過年時，我最難忘的娛樂之一是放風箏，風和日麗的時候，獨自在院子里挑起一根長竹竿，一手扶竿，一手持線桄子，看著風箏冉冉上升，御風而起，一霎時遇到罡風，穩穩地停在半天空，這時候雖然凍得涕泗橫流，而我心滋樂。

民國元年初，大總統袁世凱唆使曹錕駐祿米倉部隊兵變，大掠平津，那一天正是陰歷正月十二，給萬民歡騰的新年假期做了一個悲慘而荒謬的結束，從此每個新年我心里就有一個驅不散的陰影。大家都說恭賀新喜，我不知喜從何來。

余光中筆下的梁實秋

文學大師梁實秋臺北故居正式揭牌，梁實秋小女兒梁文薔、詩人余光中、聞一多長孫聞黎明等共同出席揭牌儀式。同日，“梁實秋學術研討會”在臺北開幕。本版今日特編發與詩人余光中亦師亦友的黃維樑先生的文章，看看余光中筆下的文學大師梁實秋。

余光中筆下的梁實秋，最有趣的應是他買腰帶的事。梁氏“有點發福，腰圍可觀”，據說他總買不到夠長的腰帶。有一次，“他索性走進中華路一家皮箱店，買下一只大皮箱，抽出皮帶，留下箱子，揚長而去。”

余光中的“人文主義”

梁實秋(1902-1987)和余光中(1928-)是兩代才人，各領風騷，都有文學大家以至大師的稱號。余是梁的私塾弟子，1987年在文章中曾謂如無實秋的提掖，只怕難有光中的今天。余光中在梁氏生前和身后，寫過多篇文章談論老師其人其文，篇幅在四千字以上的有1967年的《梁翁傳莎翁》、1987年的《文章與前額并高》、1988年的《金燦燦的秋收》、1995年的《尺牘雖短寸心長》四文。評說作家，不離“人文主義”手法，即兼及其人其文。余光中的《并高》與《尺牘》二篇主要談人，《梁翁》與《秋收》二篇主要論文。

梁余二位都是人師，都堪稱大師;梁翁傳莎翁，余師怎樣傳梁師呢?

用工筆戲筆為梁實秋造像

當年余光中這位后生之結識前賢梁實秋，他自稱為“獵獅”。1951年臺灣大學學生余光中23歲，如李賀之于韓愈，把一疊詩稿呈給在省立師范學院(后稱師范大學)任教的文學名家梁實秋，不久后梁氏來函加以鼓勵，余氏趨梁府拜訪，由是相識。余光中把“仁藹”“雍容”的“文章鉅公”比作一頭白象，又喻為“文苑之獅”。有獵獅(lion-hunting)事件。又有索序事件。又有“飲一八四二年葡萄酒”事件。1842年產的葡萄酒?夏菁有疑惑：“后來我知道，如果這瓶酒真是百年陳酒，可能要值數千美金;1842年或許只是酒廠創設的年份。”又有“送你去美國讀一趟書，你去嗎?”事件。

梁實秋翻譯了莎士比亞全集，卻從未涉足過這位英國國寶的故鄉，對于梁翁不去莎翁故鄉所持的理由，余氏的反應是：“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余光中筆下的梁實秋，最有趣的應是他買腰帶的事。梁氏“有點發福，腰圍可觀”，據說他總買不到夠長的腰帶。有一次，“他索性走進中華路一家皮箱店，買下一只大皮箱，抽出皮帶，留下箱子，揚長而去。這倒有點世說新語的味道了。”

“買帶還箱”是活生生的一幕趣劇。趣劇的主角形貌神態如何，余氏另有刻劃。為梁實秋造像者，多用意筆潑墨，似乎只有余氏用工筆重彩：

五十歲左右的梁實秋——談吐風趣中不失仁藹，諧謔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國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機智。他就坐在那里，悠閑而從容地和我們談笑。我一面應對，一面仔細地打量主人。眼前這位文章巨公，用英文來說，形體“在胖的那一邊”，予人厚重之感。由于發岸線(hairline)有早退之象，他的前額顯得十分寬坦，整個面相不愧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加以長牙隆準，看來很是雍容。這一切，加上他白皙無斑的膚色，給我的印象頗為特殊。后來我在反省之余，才斷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頭白象。

散文翻譯批評：智仁勇

余氏認為梁氏散文的特色有四：“首先是機智閃爍，諧趣迭生，時或滑稽突梯，卻能適可而止，不墮俗趣。”“其次篇幅濃縮，不事鋪張，而轉折靈動，情思之起伏往往點到為止。”“再次是文中常有引證，而中外逢源，古今無阻。”“最后的特色在文字。梁先生最恨西化的生硬和冗贅，他出身外文，卻寫得一手地道的中文。”“他的散文里使用文言的成分頗高，但不是任其并列，而是加以調和。”“梁先生的散文在中歲的《雅舍小品》里已經形成了簡潔而圓融的風格。”

《秋收》晚《并高》十個月寫成，時梁氏已逝世快將兩個月;蓋棺評論，余氏在《秋收》中加上對梁氏散文的文學史透視式評價：“五四以來有數的散文大家”。其筆法和意義，類似于劉勰把《離騷》等“楚辭”作品評為“詞賦之英杰”。

余氏認為“梁實秋這三個字和翻譯是不可分的”，又說譯莎翁全集是“海格力斯大業”，其“有恒而踏實的精神真不愧為譯界典范”。余光中寫過無數對翻譯的.實際批評，尋章摘句析論各家所譯濟慈、雪萊等詩篇的得失。然而，在四篇文章中，他沒有一字一句是對梁譯具體細節的評論。

這就像在評論梁實秋的散文時，余光中沒有一字一句引述梁氏的具體作品一樣。他對梁氏的散文卻只是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如此“惜墨如金”地不摘其金句、不稱其“墨寶”，難免會使梁氏和余氏的忠實讀者都感到可惜。

余氏極重視梁實秋的文學批評，在四篇文章中，篇篇對此有所論述。在以莎譯為論題的《梁翁》中，他用了四分之一篇幅稱述梁實秋的文學理論與批評，諸如反浪漫主義、反文學階級性、反文學進化論。他提到魯迅對梁實秋的批評，為之辯護，表揚其風骨，認為其文學批評“對于中國新文學最具重大意義”。

《秋收》文成近一個月之后，即1988年1月初，在臺北市郊北海墓園《秋之頌》焚祭典禮上，余光中帶領梁氏在世時的門生友好向梁翁致敬，并朗讀焚《秋之頌》誦文。誦文長五百多字，以下為其第【第2句】：第三段，其中他以智仁勇這些中國傳統美德稱頌梁翁：

您一生，兼有智、仁、勇三種品德。青年時代，您是勇者，為了保衛繆斯而大聲疾呼，身陷重圍而不畏懼。中年時代，您是智者，高超的創作與翻譯，灌溉了臺灣的文壇。老年時代，您是仁者，在您周圍的人，無論是家人、朋友、同事、學生，都因為親近您而得到溫暖，受到鼓勵。葬您在靠山面海的北海墓園，因為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而勇者敢于面對天地之悠悠。

析余光中的梁實秋論

余光中詩文雙璧，其作品如玉含光，光耀中華文壇。他書寫梁實秋的篇章，雖然不代表他散文創作的最高成就，不充分反映“藻耀而高翔”(《文心雕龍·風骨》語)的余體風格，卻也有可觀賞之處。四文的題目，都是他匠心的善構。《秋之頌》的書名，也有適人適文之美。此名含秋字，而梁實秋的文學成就是值得大家稱頌的;梁氏是英國文學專家，對濟慈的《秋之頌》詩意，自然甚感親切。《秋之頌》的涵義，上引的焚書誦文已有道及。余氏用智仁勇頌贊梁實秋，其誦文的立意與修辭，也妥貼佳勝。

以文豪稱梁氏，可見余氏早有推崇。1992年余氏在議論莎翁十四行詩中譯時，提到梁氏，尊他為“譯界大師”，然而，有兩件事始終使人困惑。一為余氏對梁氏的散文和譯作，一直未見具體的引證和析評，這事上文已提及。二為在余氏任總編輯的文學大系余氏所撰序言之中，梁實秋之名或隱而不現，或只見輕輕提及。為什么呢?這要另文細說了。

梁氏弟子傳芬芳

梁實秋逝世后，有為紀念他而設的“梁實秋文學獎”。余氏對此獎的參與，可說最為持久有力，最為動人。“躁進的青年”早變成仁藹的詩翁，年過八旬，余翁仍然年年親力親為，從事上文筆者說的“次海格力斯大業”。近年余翁數度為梁翁文學館的建立而發聲。余氏青年時詩風的開拓受梁氏啟迪，在反對中文過度西化一事上，大概也有梁氏的影響。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在散文創作方面，余氏的文學史地位應該高于其師。從青果詩人到青松詩翁，余光中對梁先生之恩，卻一直沒有忘懷;他多次為文稱頌其師的人與文，致力發揚其師所從事的翻譯專業。梁氏晚有弟子傳芬芳。

濟慈原作、余光中譯的《秋之頌》始于“瓜盈果飽”之句;余氏筆下，梁實秋的累累文學收成誠然是“金燦燦”的，這位文學大師的“文章與前額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