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公本意筑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

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

胡來不覺潼關(guān)隘，龍起猶聞晉水清。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諸將五首》是一組政治抒情詩，唐代宗大歷元年(766)作于夔州(治今重慶奉節(jié))。這里選的是其中第二首。當時安史之亂雖已平定，但邊患卻未根除，詩人痛感朝廷將帥平庸無能，故作詩以諷。正是由于這樣的命意，五首都以議論為詩。在律詩中發(fā)絕大議論，是杜甫之所長，而《諸將》表現(xiàn)尤為突出。施議論于律體，有兩重困難，一是議論費詞，容易破壞詩的凝練；二是議論主理，容易破壞詩的抒情性。而這兩點都被作者解決得十分妥善。

題意在“諸將”，詩卻并不從這里說起，而先引述前賢事跡。“韓公”，即歷事則天、中宗朝以功封韓國公的名將張仁愿。最初，朔方軍與突厥以黃河為界，神龍三年(707)，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所敗，中宗詔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仁愿乘突厥之虛奪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突厥南侵之路。自此突厥不敢逾山牧馬，朔方遂安。首聯(lián)揭出“筑三城”這一壯舉及意圖，別有用意。將制止外族入侵寫成“擬絕天驕(匈奴自稱“天之驕子”，見《漢書》)拔漢旌”，就把冷冰冰的敘述化作激奮人心的圖畫，贊美之情洋溢紙上。不說“已絕”而謂之“擬絕”，一個“擬”字頗有意味，這猶如說韓公此舉非一時應急，乃百年大計，有待來者繼承。因而首聯(lián)實為“對面生情”，明說韓公而暗著意于“諸將”。

頷聯(lián)即緊承此意，筆鋒一轉(zhuǎn)，落到“諸將”方面來。肅宗時朔方軍收京，敗吐蕃，皆借助回紇騎兵，所以說“盡煩回紇馬”。而回紇出兵，本為另有企圖，至永泰元年(765)，便毀盟聯(lián)合吐蕃入寇。這里追述肅宗朝借兵事，意在指出禍患的原因在于諸將當年無遠見，因循求助，為下句斥其而今庸懦無能，不能制外患張本。專提朔方兵，則照應韓公事，通過兩聯(lián)今昔對照，不著議論而褒貶自明。這里，一方面是化議論為敘事，具體形象；一方面以“豈謂”、“翻然”等字勾勒，帶著強烈不滿的感情色彩，勝過許多議論，達到了含蓄、凝練的要求。

“盡煩回紇馬”的失計，養(yǎng)癰遺患，五句即申此意。安祿山叛亂，潼關(guān)曾失守；后來回紇、吐蕃為仆固懷恩所誘連兵入寇。“胡來不覺潼關(guān)隘”實兼而言之。潼關(guān)非不險隘，而今不覺其險隘，正是譏誚諸將無人，亦是以敘代議，言少意多。

六句突然又從“諸將”宕開一筆，寫到代宗。龍起晉水云云，是以唐高祖起兵晉陽譬喻，贊揚代宗復興唐室。傳說高祖師次龍門，代水清；而至德二載(757)七月，嵐州合關(guān)河清，九月廣平王(即后來的代宗)收西京。事有相類，所以引譬。初收京師時，廣平王曾親拜回紇馬前，祈免剽掠。下句“憂社稷”三字，著落在此。六句引入代宗，七句又言“獨使至尊憂社稷”，這是又一次從“對面生情”，運用對照手法，暴露“諸將”的無用。一個“獨”字，意味尤長。蓋收京之后，國家危機遠未消除，諸將居然坐享“升平”，而“至尊”則獨自食不甘味(至少詩人認為是這樣)，言下之意實深，如發(fā)出來便是堂堂正正一篇忠憤填膺的文章。然而詩人不正面下一字，只冷冷反詰道：“諸君何以答升平？”戛然而止，卻“含蓄可思”。這里“諸君”一喝，語意冷峭，簡勁有力。

對于七律這種抒情詩體，“總貴不煩而至”(明陸時雍《詩鏡總論》)。而作者能融議論于敘事，兩次運用對照手法，耐人玩味，正做到“不煩而至”。又通過驚嘆(“豈謂”二句)、反詰(“獨使”二句)語氣，為全篇增添感情色彩。議論敘事夾情韻以行，便絕無“傷體”(傷抒情詩之體)之嫌。在遣詞造句上，“本意”、“擬絕”、“豈謂”、“翻然”、“不覺”、“猶聞”、“獨使”、“何以”等字前后呼應，使全篇意脈流貫，流暢中又具轉(zhuǎn)折頓宕，所謂“縱橫出沒中，復含醞藉微遠之致”(清沈德潛《說詩晬語》)，也加強了作品的藝術(shù)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