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公樗散鬢成絲，酒后常稱老畫師。

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

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

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鄭虔以詩、書、畫“三絕”著稱，更精通天文、地理、軍事、醫(yī)藥和音律。杜甫稱贊他“才過屈宋”，“道出羲皇”，“德尊一代”。然而他的遭遇卻很坎坷。安史亂前始終未被重用，連飯都吃不飽。安史亂中，又和王維等一大批官員一起，被叛軍劫到洛陽。安祿山給他一個“水部郎中”的官兒，他假裝病重，一直沒有就任，還暗中給唐政府通消息。可是當洛陽收復，唐肅宗在處理陷賊官員問題時，卻給他定了“罪”，貶為臺州司戶參軍。杜甫為此，寫下了這首“情見于詩”的七律。

前人評這首詩，有的說：“從肺腑流出”，“萬轉千回，純是淚點，都無墨痕”。有的說：“一片血淚，更不辨是詩是情。”這都可以說抓住了最本質的東西。至于說它“屈曲赴題，清空一氣，與《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同是一格”，則是就藝術特點而言的；說它“直可使暑日霜飛，午時鬼泣”，則是就藝術感染力而言的。

杜甫和鄭虔是“忘形到爾汝”的好友。鄭虔的為人，杜甫最了解；他陷賊的表現，杜甫也清楚。因此，他對鄭虔的受處分，就不能不有些看法。第三句中的“嚴譴”，不就是他的看法嗎？而一、二兩句，則是為這種看法提供依據。說“鄭公樗散”，說他“鬢成絲”，說他“酒后常稱老畫師”，都是有含意的。

“樗(chū)”和“散”，見于《莊子·逍遙游》：“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guī)矩。立之涂，匠者不顧。”又《莊子·人間世》載：有一木匠往齊國去，路見一高大櫟樹，人甚奇之，木匠卻說：“‘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說鄭公“樗散”，有這樣的含意：鄭虔不過是“樗櫟”那樣的“無用之材”罷了，既無非分之想，又無犯“罪”行為，不可能是什么危險人物。何況他已經“鬢成絲”，又能有何作為呢！第二句，即用鄭虔自己的言談作證。人們常說：“酒后見真言。”鄭虔酒后，有什么越禮犯分的言論沒有呢？沒有。他不過常常以“老畫師”自居而已，足見他并沒有什么政治野心。既然如此，就讓這個“鬢成絲”的、“垂死”的老頭子畫他的畫兒去，不就行了嗎？可見一、二兩句，并非單純是刻畫鄭虔的聲容笑貌；而是通過寫鄭虔的為人，為鄭虔鳴冤。要不然，在第三句中，憑什么突然冒出個“嚴譴”呢？

次聯緊承首聯，層層深入，抒發(fā)了對鄭虔的同情，表現了對“嚴譴”的憤慨，的確是一字一淚，一字一血。對于鄭虔這樣一個無罪、無害的人，本來就不該“譴”。如今卻不但“譴”了，還“譴”得那樣“嚴”，竟然把他貶到“萬里”之外的臺州去，真使人傷心啊！這是第一層。鄭虔如果還年輕力壯，或許能經受那樣的“嚴譴”，可是他已經“鬢成絲”了，眼看是個“垂死”的人了，卻被貶到那么遙遠、那么荒涼的地方去，不是明明要他早一點死嗎？這是第二層。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在亂世，那就沒啥好說；可是兩京都已經收復了，大唐總算“中興”了，該過太平日子了，而鄭虔偏偏在這“中興”之時受到了“嚴譴”，真是太不幸了！這是第三層。由“嚴譴”和“垂死”激起的情感波濤奔騰前進，化成后四句，真“不辨是詩是情”。

“蒼惶”一聯，緊承“嚴譴”而來。正因為“譴”得那么“嚴”，所以百般凌逼，不準延緩；作者沒來得及送行，鄭虔已經“蒼惶”地踏上了漫長的道路。“永訣”一聯，緊承“垂死”而來。鄭虔已是“垂死”之年，而“嚴譴”又必然會加速他的死，不可能活著回來了；因而發(fā)出了“便與先生應永訣”的感嘆。然而即使活著不能見面，仍然要“九重泉路盡交期”啊！情真意切，沉痛不忍卒讀。詩的結尾，是需要含蓄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論。盧得水評這首詩，就說得很不錯：“末竟作‘永訣’之詞，詩到真處，不嫌其迫，不妨于盡也。”

杜甫當然是忠于唐王朝的；但他并沒有違心地為唐王朝冤屈好人的做法唱贊歌，而是實事求是地斥之為“嚴譴”，毫不掩飾地為受害者鳴不平、表同情，以至于堅決表示要和他在泉下交朋友，這不是表現了一個真正的詩人應有的人格嗎？有這樣的人格，才會有“從肺腑流出”、“真意彌滿”、“情見于詩”的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