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

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

“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

“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

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

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

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

況乃王師順，撫養(yǎng)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①如父兄。”



〔注〕　①仆射(yè)：官職名。這里指郭子儀，當時因戰(zhàn)敗降職為左仆射。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冬，郭子儀收復長安和洛陽，旋即，郭和李光弼、王思禮等九節(jié)度使乘勝率軍進擊，以二十萬兵力在鄴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包圍了安慶緒叛軍，局勢甚可喜。然而昏庸的肅宗對郭子儀、李光弼等領兵并不信任，諸軍不設統(tǒng)帥，只派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使諸軍不相統(tǒng)屬，又兼糧食不足，士氣低落，兩軍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援軍至，唐軍遂在鄴城大敗。郭子儀退保東都洛陽，其余各節(jié)度使逃歸本鎮(zhèn)。唐王朝為了補充兵力，大肆抽丁拉伕。杜甫這時正由洛陽回華州(今陜西華縣)任所，耳聞目睹了這次慘敗后人民罹難的痛苦情狀，經過藝術提煉，寫成組詩“三吏”、“三別”。《新安吏》是組詩的第一首。新安，在洛陽西。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這兩句是全篇的總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寫，都是從詩人“喧呼聞點兵”五字中生出。

“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這是杜甫的問話。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定制：男女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至天寶三載(744)，又改以十八為中男，二十二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該服役。杜甫的問話是很尖銳的，眼前明明有許多人被當作壯丁抓走，卻撇在一邊，跳過一層問：“新安縣小，再也沒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為這樣一問，就可以把新安吏問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吏很狡黠，也跳過一層回答說，州府昨夜下的軍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看來，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難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來壓人。看來講王法已經不能發(fā)生作用了，于是杜甫進一步就實際問題和情理發(fā)問：“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衛(wèi)東都洛陽呢?”王城，指洛陽，周代曾把洛邑稱作王城。這在杜甫是又逼緊了一步，但接下去卻沒有答話。也許吏被問得張口結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吏不愿跟杜甫嚕蘇下去了。這就把吏對杜甫的厭煩，杜甫對人民的同情，以及詩人那種迂執(zhí)的性格都表現出來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跟吏已經無話可說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轉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懷著沉痛的心情，把這些中男仔細地打量再打量。他發(fā)現那些似乎長得壯實一點的男孩子是因為有母親照料，而且有母親在送行。中男年幼，當然不可能有妻子。但為什么父親不來呢?上面說過“縣小更無丁”，有父親在還用抓孩子嗎?所以“有母”之言外，正可見另一番慘景。“瘦男”之“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獨伶俜”三字，更見無親無靠。無限痛苦，茫茫無堪告語，這就是“獨伶俜”三字給人的感受。杜甫對著這一群哀號的人流，究竟站了多久呢?只覺天已黃昏了，白水在暮色中無語東流，青山好像帶著哭聲。這里用一個“猶”字便見恍惚。人走以后，哭聲仍然在耳，仿佛連青山白水也嗚咽不止。似幻覺又似真實，讀起來叫人驚心動魄。以上四句是詩人的主觀感受。它在前面與吏的對話和后面對征人的勸慰語之間，在行文與感情的發(fā)展上起著過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是杜甫勸慰征人的開頭幾句話。照說中男已經走了，話講給誰聽呢?好像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講的話補敘在這里，又像是中男走過以后，杜甫覺得太慘了，一個人對著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語，那種發(fā)癡發(fā)呆的神情，更顯出其茫茫然的心理。照說抒發(fā)悲憤一般總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處卻似乎在收。“使眼枯”、“淚縱橫”本來似乎可以再作淋漓盡致的刻畫，但杜甫卻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發(fā)枯，收起奔涌的熱淚吧。”然后再用“天地終無情”來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終無情”在后一筆煞住，好像要人把眼淚全部吞進肚里。這就收到了“抽刀斷水水更流”的藝術效果。這種悲憤也就顯得更深、更難控制，“天地”也就顯得更加“無情”。

照說杜甫寫到“天地終無情”，已經極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這一場戰(zhàn)爭的性質不同于寫《兵車行》的時候。當此國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時，詩人從維護祖國的統(tǒng)一角度考慮，在控訴“天地終無情”之后，又說了一些寬慰的話。相州之敗，本來罪在朝廷和唐肅宗，杜甫卻說敵情難以預料，用這樣含混的話掩蓋失敗的根源，目的是要給朝廷留點面子。本來是敗兵，卻說是“歸軍”，也是為了不致過分叫人喪氣。“況乃王師順，撫養(yǎng)甚分明”。唐軍討伐安史叛軍，當然可以說名正言順，但哪里又能談得上愛護士卒、撫養(yǎng)分明呢?另外，所謂戰(zhàn)壕挖得淺，牧馬勞役很輕，郭子儀對待士卒親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詞。杜甫講這些話，都是對強征入伍的中男進行安慰。詩在揭露的同時，又對朝廷有所回護，杜甫這樣說，用心是很苦的。實際上，人民蒙受的慘痛，國家面臨的災難，都深深地刺激著他沉重而痛苦的心靈。

杜甫在詩中所表現的矛盾，除了有他自己思想上的根源外，同時又是社會現實本身矛盾的反映。一方面，當時安史叛軍燒殺擄掠，對中原地區(qū)生產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壞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唐朝統(tǒng)治者在平時剝削、壓迫人民，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卻又昏庸無能，把戰(zhàn)爭造成的災難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顧人民死活。這兩種矛盾，在當時社會現實中尖銳地存在著，然而前者畢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說，在平叛這一點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別”既揭露統(tǒng)治集團不顧人民死活，又旗幟鮮明地肯定平叛戰(zhàn)爭，甚至對應征者加以勸慰和鼓勵，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當時的人民雖然怨恨唐王朝，但終究咬緊牙關，含著眼淚，走上前線支持了平叛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