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正德年間，由于統治集團的窮奢極欲，搜刮無度，國內的階級矛盾加劇，統治者內部的斗爭也激烈起來，西北又面臨著嚴重的外患，所以彌漫一時的“臺閣體”那種粉飾現實、阿諛奉迎的文風，必然要被時代所拋棄。于是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加上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等人，被稱為“前七子”，打起了復古的旗號，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文學運動，很快地便在文壇上奪取了“臺閣體”的統治地位。李夢陽(1472－1527)字天賜，又字獻吉，號空同子，慶陽(今甘肅慶陽)人。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信陽(今河南信陽)人。他們同是弘治間進士，在政治上都是敢于和權貴斗爭的人物。李夢陽曾因反對權貴張鶴齡，與尚書韓文密謀翦除宦官劉瑾等八虎，兩次入獄。何景明也曾因指控劉瑾被罷官。前七子在文學上的主張主要有兩點：①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他們認為先秦兩漢的散文，漢魏古詩和盛唐的近體詩才是絕對完美的，爾后的詩文則一代不如一代。②正因如此，他們重視模仿，以模仿為文學創作的途徑。至嘉靖、萬歷間，社會矛盾進一步惡化，外患也更為嚴重。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又繼之而起，把文學復古運動推向一個新高潮。“后七子”除李、王之外，還包括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李攀龍(1514－1570)字于麟，號滄溟，歷城(今山東濟南)人。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今江蘇太倉)人。二人都是嘉靖時進士。后七子的文學主張和前七子一脈相傳，甚至更趨于極端。他們的詩文也以模擬剽竊為能事。李攀龍的文章生吞活剝三代兩漢，“無一語作漢以后，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佶屈聱牙，不能卒讀。李攀龍死后，王世貞獨主文壇二十年，聲勢更大，甚至又出現了“前五子”、“后五子”、“廣五子”、“續五子”等名目，前后七子的文學主張雖然不盡相同，但是復古的傾向是基本一致的。應該看到在反對“臺閣體”這一點上，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但是他們的理論是明顯的復古倒退，所以他們對文學的發展實質不但沒有起到促進的作用，反而有害。這個運動一直持續到明代后期，對明代文學的發展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