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樂論》

三國魏阮籍作。《樂論》繼承孔子以來儒家的音樂觀念。中國古代樂論正統思想的核心是“和”。《禮記·樂記》中說：“樂者，天地之和也;”宋代理學家程頤概括的更為明確： “禮只是個序，樂只是個和。”這個“和”并不單指狹義的和諧，它包括音樂的性質，音樂美的標準以及音樂的社會作用等等。而且儒家的論樂總是與禮相提并論的，只有禮樂同施，人與人的關系才能相親相敬。阮籍在《樂論》中完全繼承了這種觀點，他認為孔子只是開個頭，并未舉出大概，而他卻要細加考察。首先他指出“和”是音樂最高的審美標準，也是圣人、先王制樂的準則。只有合于這個標準，才能實現“移風易俗”的社會功能。在“昔者”與“其后”的比較中，他推出雅樂是“正樂”的范本，因為它“使人無欲，心平氣定”，甚至使孔子在齊聞《韶》，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最后歸結為“圣人之樂，和而已矣”。儒家之所以這樣推崇“平和”及雅樂，因為它符合儒家最高的道德標準——中庸思想;雅樂的內容多以演述文治武功為主，有利于維護統治者的權威。所謂“禮樂正而天下平”，就是要求禮不能逾其制，樂不能失其聲，這樣才能尊卑有序，定象平心。阮籍甚至認為，禮樂雖然與時俱變，但“和”的準則卻不能改，只要“改其名目，變造歌詠”就行了，其結果必然把雅樂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與雅樂相對立的是淫聲，這是傳統音樂思想家所摒棄的“邪音”。值得重視的是， 《樂論》正視淫聲是衰末之世的音樂， “樂廢則淫聲作”，而且這種音樂來自現實，題材廣泛，為“百姓”所“安服”。 《樂論》說它“取于近物，同于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先;兒童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貧賤;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淫聲雖然違背了和的宗旨，其感染力卻遠遠為雅樂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