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主要代表作。它是后人搜集韓非遺著并加他人論述韓非學說的文章編輯而成的。書中的大部分是韓非所著。司馬遷說：韓非“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余萬言”(《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漢書·藝文志》：“《韓子》五十五篇。”《隋書·經籍志》：“《韓非子》二十卷”。今存《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篇數與漢朝的本子基本上是相同的。《韓非子》注釋本有清王先慎的《韓非子集解》、陳奇猷的《韓非子集釋》、梁啟雄的《韓子淺解》等。

《韓非子》是適應建立封建制度的需要而產生的。戰國時期，封建制度已代替了奴隸制度，如何鞏固封建政權，削除封建割據的局面，建立統一的封建國家，就成為這個時期地主階級的主要歷史任務，各國家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建化措施。韓非集法家之大成，發展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法家思想，提出完整的法治理論，為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其重要的篇章有《孤憤》、《解老》、《喻老》、《五蠹》、《定法》、《顯學》等。它的主要思想是：在哲學上發展了荀子的唯物主義思想，對老子的“道”進行了改造，提出“道者，萬物之始”，“萬物之所以成也”。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起源和本質。同時又提出：“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指出“道”是事物運動的普遍規律，“理”則是具體事物運動的特殊規律，“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肯定宇宙萬物是不斷變化的，“道”、“理”也要隨之而變化。“道”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是永恒的、不變的。“理”“有存亡，有死生”，是暫時的、可變的。還把天(自然)和人(社會)區別開來，認為“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天與人各有自己的規律，反對卜筮和占星的迷信鬼神思想。指出“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就是說，迷信鬼神的活動，是亡國的表現。在辯證法思想上，提出“凡物不并盛，陰陽是也。”“陰陽”是我國古代一對哲學范疇，它用“陰陽”來表述事物的矛盾，認為矛盾的發展是不平衡(“不并盛”)的，“時有虛滿，事有利害，物有生死。”指出“虛”與“滿”、“利”與“害”、“生”與“死”都是相反相成的，是對立統一的。“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同時還提出事物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在解釋老子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時指出“福本生于禍”，“禍本生于福”，并認為禍與福的轉化是有條件的，說“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指出福轉化為禍是由“驕心”、“邪僻”產生的。還主張“不相容之事，不兩也”，就是說，矛盾的斗爭是不可調和的，“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但辯證法思想是不徹底的。在認識論上，把荀子的“天人之分”思想應用于認識論。認為“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視，寄于天聰以聽，托于天智以思慮”。指出認識的對象是客觀事物，人必須憑借感覺器官與客觀事物相接觸，才能產生認識。還提出“參驗”的認識方法，主張“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要以“功用”的實際效果來驗證言行活動，“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在社會歷史觀上，認為歷史是發展變化的，并把歷史發展變化分為“上古”、“中世”和“當今”三個階段，“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時代是不斷前進的，隨著時代的更替，社會生活和政治制度也都要發生變化。這種歷史進化的思想，駁斥了企圖恢復舊的社會制度，保護了新的社會制度。還提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就是說，“圣人”不要求遵循古代的東西，而是依據當時的實際情況采取適當的措施。這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改革舊制度的進取精神。在政治上主張嚴刑厚賞，強調“不務德而務法”，“賞厚而信，刑重而必”。總結地主階級的統治經驗，認為法治是封建君主鞏固統治，強國利民的工具。主張制法應該“編著之圖籍，設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法的施行要“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它以法為核心建立法、術、勢相結合的完備的法治理論體系，豐富和發展了法家思想。

《韓非子》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發展了古代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特別是總結了法家思想，為秦王朝統一中國奠定了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