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程顥、程頤的著作和語錄，后人合編為《二程全書》。程朱學派的重要著作。這部全書包括六個部分：《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外書》十二卷，《文集》十二卷，《易傳》四卷，《經說》八卷，《粹言》二卷。

《遺書》是朱熹編輯的。其第一卷至第十卷記錄“二先生語”，第十一卷至第十四卷記錄“明道先生語”，第十五卷至第二十五卷記錄“伊川先生語”。一般認為程顥和程頤的學說是基本一致的。《外書》也是朱熹編輯的。當時，程顥、程頤的學生記錄他們的語錄，朱熹從其中大部分編為《遺書》。又從其余的一部分編為《外書》。《外書》所收的各條，內容比較雜亂，有些來源也不清楚。《文集》的第一卷至第四卷是程顥的詩文，第五卷至第十二卷是程頤的詩文。《易傳》是程頤所撰的。他只注解經文，《系辭》以下沒有注解。《經說》收集程顥、程頤解經的話。《粹言》是楊時所撰，南宋的張栻加以編輯。楊時把程顥、程頤的話翻釋成文言，分為十類。《全書》是研究程顥、程頤的生平以及政治、哲學思想的重要史料。

程顥、程頤的哲學思想主要表現在《遺書》中，在《文集》、《易傳》和《粹言》等書中也有所記載。在哲學上提出“理”為宇宙之根本。說“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天者，理也”。“理”又稱“天理”，“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認為“理”和“道”是一個東西。“天理”亦即“天道”。它是永恒存在的，是宇宙的本體，萬物的本原。“天理”或“天道”是“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天理”散在萬物之中，又可復合為一，萬物皆有一個“天理”。所謂“天理”，實際上就是封建倫理道德，即綱常名教。主張“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在“理”(“道”)與“氣”的關系上，認為“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理”是先于“氣”而獨立存在的，是第一性的，而“氣”是派生的，是第二性的。在發展觀上，認為“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說“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提出天地萬物沒有單一的存在，都是以對立物的形式存在的。“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事物的相互對立，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原因，這包含著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但認為事物的相互對立不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由“理”決定的，這又陷入了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在認識論上，提出“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認為知識是頭腦里所固有的，這是唯心主義的先驗論。還認為“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天理，敬而已矣。”強調只要“心誠”進行內心的修養，就可以達到“明天理”的目的。在人性論上，繼承了孟子的性善說，提出“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指出“圣人”生來具有仁義禮智信的品德，這是一種先天的道德論。把人性分為“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認為“天命之性”，就是“天理”，由于人性體現了“天理”，所以它是善的。人性中有不善的，是受“氣質之性”的影響。要去惡從善，就必須按照封建道德規范去做。主張“去人欲，存天理”，宣揚禁欲主義。還提出“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為封建綱常名教作辯護。

《二程全書》在理學典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