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后孔尚任的傳奇人生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一字季重，號東塘，又號岸堂，生長在山東曲阜城東南一個名字很美的村莊——湖上村。他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孫，一來到這個世界，他就注定與眾不同，他頭上有著一個耀眼的光環——“圣裔”。他的一生，有寧靜的山林讀書生活，有天子親賜的非常際遇，還有永遠無法真相大白的罷官疑案。他以一部《桃花扇》光耀清代劇壇，成為萬眾矚目的一代戲劇大家；而他波瀾起伏、榮辱升沉的一生，可以說不亞于一部充滿戲劇性的劇作。

（一）圣人之后的恩遇

孔尚任早先不知可曾預想，“圣裔”這個耀眼的光環會帶給他什么。在他正值盛年時，意外的恩榮突然降臨了——不必赴科考，由康熙皇帝欽點，直接去京城做官，這便是孔子后代的特殊身份帶給他的榮耀。那是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九月，康熙皇帝南巡，十一月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經過孔子故里曲阜。十一月十六日這天，夜已深了，孔尚任剛回到家里，才睡下就聽到急切的敲門聲。打開門，一位使者告訴他，皇帝的旨令到了，讓他趕快起身前去。孔尚任趕緊出門，在一個童仆的扶掖下，趕到衍圣公的東書堂。到那里時，雖然時值深夜，屋里卻是燈火通明。翰林院學士常書、朱瑪泰、山東巡撫張鵬和衍圣公孔毓圻等人都已經等候在屋里，見孔尚任趕到，翰林院學士上前握住他的手說：“來矣，來矣！跪聽宣旨。”圣旨曰：“闕里系圣人之地，秉禮之鄉，朕幸魯地，致祭先師，特敷文教，鼓舞儒學。祀禮告成，講明經書文義，窮究心傳，符合大典。于孔氏子弟，選取博學能講書人員，令撰次應講經義，預期進呈。故諭。”康熙來到“圣人之地”是為了“致祭先師，特敷文教，鼓舞儒學”，因此要舉行隆重的祭孔大典。典禮后，要安排孔子后代里學識淵博并且口才出眾的人宣講經文大義，孔尚任被衍圣公孔毓圻推舉承擔此項重任。當晚，孔尚任按要求撰寫出講解《大學·圣經》首節的《大學講義》和講解《易經·系辭》首節的《易義》，做好了為康熙皇帝講經的準備。

十八日這天，祭孔大典舉行，這是清朝立國以后第一次皇帝親臨的祭孔大典。孔尚任《出山異數記》記載了這次祭孔大典的盛況：“抵明，則十八日己卯，上乘與進城，謁先師廟。至奎文閣前，降輦入齋幄少憩，即步行升殿，跪讀祝文，行三獻禮，三跪九叩，為曠代所無。牲用太牢，祭品十籩豆，樂舞六侑，其執事禮樂弟子，皆任所教者也。”祭禮結束后，孔尚任等人在詩禮堂講經，康熙“肅容端坐”而聽。聽完孔尚任對《大學》的講解，康熙神情愉悅，“顧侍臣曰：‘經筵講官不及也。’”之后，孔尚任又和衍圣公一起，陪同康熙游覽孔廟、觀賞孔子親手種植的檜樹、瞻拜孔子墓等。康熙在孔廟大成殿瞻仰孔子塑像，詢問塑像何人何時塑造、孔子的故居在何處等問題，孔尚任一一作答。康熙還面諭曰：“至圣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正道，欲加贊頌，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圣教，亦以垂示將來！”當孔尚任陪侍康熙徜徉在孔廟建筑群及孔子墓園中時，康熙三次詢問孔尚任年歲多大，并問距孔子有多少代，有幾個兒子，等等，這一切，令孔尚任感動不已。事后連連感嘆：“真不世之遭逢也。”無論誰受到特殊的善待和關注，都會感念于心，何況關切來自當朝皇帝！孔尚任不會料到這恩遇在給他帶來欣喜和希望之后，接踵而來的是巨大的失望和內心深刻的矛盾。此為后話。

孔尚任得到的恩榮并沒有到此為止，康熙給予孔尚任的善待并不止停留在口頭的夸獎和言語的關切上。本來只有衍圣公送康熙去兗州，因康熙不斷問及孔尚任，衍圣公讓孔尚任連夜趕去。康熙于十一月十九日從曲阜啟程回北京，孔尚任和衍圣公等人送駕到德州。一路上，康熙不斷地向隨行的大臣介紹孔尚任：“此講書秀才也。”不斷稱贊孔尚任經書講得好。孔尚任陪侍康熙直到二十四日，這天清早，康熙乘船離開德州回北京，孔尚任等人跪送西岸，康熙憑窗捋須，諭令他們返回。二十九日，孔尚任回到曲阜，僅過了兩天，也即十二月一日，孔尚任便接到了吏部任命的旨令：“不拘定例，俱從優額外授為國子監博士可也。”博士在清朝是學官名，職責是教授學問。孔子首先是以教育家名世，讓孔尚任到國子監這個當時的官辦大學任教授，算是讓他承襲了先輩的事業，可謂是情理俱合的任命。

第二年（公元1684年）正月十八日，孔尚任應召赴北京。二十八日，就入國子監上任了。這一年，孔尚任三十六歲。機會來得如此突然，這確是一個特殊的恩寵、意外的升遷，也是他第一次離開家鄉來到京城。當時的國子監祭酒得知孔尚任是皇上特聘的教授，馬上在國子監的彝倫堂設講壇，請他講經。開講前，鼓響鐘鳴，八旗十五省滿漢學生共好幾百人，一起向坐在講壇上的孔尚任膜拜三次。這樣的演講一個月里舉行三次，每次講完后學生們爭相索要講義，博得一片稱贊，堪稱一時盛事。

（二）對鼎革的矛盾心態

孔尚任的經歷和吳偉業最為不同的一點，是他出生在清朝順治五年，其時清朝已經立國五年。孔尚任三十六歲以前一直在家鄉過著安定的生活，他為什么會寫出《桃花扇》這樣一部表現故國之思十分強烈的劇作呢？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孔尚任生長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他雖然沒有親身經歷由明入清這場改朝換代的歷史巨變，但是，從他出生到他成長為青年的這段時間，距離戰亂時期太近了，他身邊的親人和朋友們很自然地就把關于那段沉重歷史的殘酷、血腥的記憶帶給了他。

孔尚任有一位族兄名叫孔尚則（方訓），明朝末年在洛陽做過知縣，親身經歷了明朝的滅亡。明朝覆亡后，南明弘光朝在南京建立，孔尚則又在弘光朝做刑部主事，親眼目睹了南明小朝廷的興亡。作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傳統文人、身為孔子的后裔，一生兩度看到自己全心效忠的朝廷的覆亡，心中的痛惜悲憤之情可想而知。可以肯定，孔尚則對南明王朝的興亡遺恨深長、感慨系之，因為南明王朝的建立者是福王朱由嵩，福王的藩邸在洛陽。孔尚則曾在洛陽居官，會比一般人更清楚老福王朱常洵的荒淫，也會很了解弘光朝皇帝朱由嵩的荒唐。清朝立國后，孔尚則隱居曲阜老家，再未做官。不過孔尚則去世時，孔尚任還年幼，沒能直接凝聽這位族兄談講往事。而孔尚任的岳父秦光儀，曾在明末動亂的年月跟隨孔尚則三年，和孔尚則一起經歷了朝代更迭，自然了解許多南明舊事，孔尚任從他那里聽說了許多他未曾經歷的沉痛往事。

孔尚任有位前輩鄉賢名賈應寵，生于萬歷十八年（公元1590年），卒于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明末曾任河北固安知縣、戶部郎中等職，和孔尚任的父親孔貞璠為至交。賈應寵是個性情中人，特立獨行、憤世嫉俗，喜歡寫鼓詞，并擅長說鼓詞。晚年時，他把心中對朝代更迭、世情變幻的郁憤都通過鼓詞表達了出來。孔尚任對這位前輩很是欣賞和尊敬，在為賈應寵寫的小傳《木皮散客傳》里，生動地描寫了他所接觸到的賈應寵。那時孔尚任還年幼，一天，他去了賈應寵家。年已六十多歲的賈應寵把這個來訪的孩子奉為上賓，以魚肉佳肴盛情款待，并且對孔尚任說：“吾自奉廉，不惜魚肉啖汝者，為汝慧異凡兒，吾老矣，或有須汝處，非念汝故人子也！”后來又問孔尚任：“汝家客廳后綠竹可愛，所掛紅嘴鸚鵡無恙否？吾夢寐憶之，汝父好請我，我不憶也。臨別講《論語》數則，皆翻案語。”這個場景和對話，讓人看到了一個性情直率、情趣清雅、舉止生動、談吐詼諧的老頭兒形象。也讓人了解到，孔尚任父子和賈應寵定非泛泛之交，他們精神上的契合由來已久。賈應寵的我行我素和狂放不羈，世人看作“狂狷”，可孔尚任對他深為理解。賈應寵通過他的《歷代史略鼓詞》等鼓詞作品嬉笑怒罵、評說歷史，也表達對明朝滅亡的哀傷，這些對孔尚任的影響無疑是很大的，孔尚任在他的劇作《桃花扇》里借用賈應寵的《太師摯適齊全章》鼓詞就是證明。后來的事實也印證了賈應寵對少年時的孔尚任所說的話，他曾說以后可能有用得著孔尚任的地方。孔尚任為他寫下《木皮散客傳》，使賈應寵這位清初杰出的鼓詞作家和演唱家為更多人知曉。

孔尚任有個很好的朋友名叫顏修來。顏修來的父母都死于明末的一次戰亂。那是在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明朝覆亡的前一年，清兵在山東萊陽一帶大規模地燒搶，大火焚燒了方圓四十多里內的很多村莊，顏修來就是在那次屠殺中失去父母成了孤兒，那一年距孔尚任出生只有六年。顏修來怎么可能不把這段令自己痛心疾首的經歷向孔尚任述說呢？也正是因為戰爭過去的時間不久，孔尚任不僅只是從親友那里對那段歷史有所耳聞，自己對那場戰爭的遺跡也曾目睹。孔尚任有首《經廢村》詩，詩中寫到：

此地樓臺幾劫灰？殘陽滿巷久徘徊。高低石院留僧住，昏曉柴門放燕來。

大樹正當行處長，荒坵多是戰時埋。凄涼廢井尋遺老，舊本薔薇自謝開。

詩中描述，詩人在黃昏日落時經過一個荒蕪的村莊，村莊里殘破的樓臺，遺留的巷道，高高低低的石頭壘成的院墻，說明這個村莊曾經人煙繁盛，充滿生機。明末的戰爭讓這里變得一片荒涼，而且，戰爭過去了二十多年，村莊仍是人跡無蹤，沒有恢復生機。

總之，孔尚任心中對明朝覆亡的遺憾、追思和反思，是他生長的環境浸染的結果。從青少年時期開始，興亡之感就逐漸在心中積蓄，到中年以后，經過反復的醞釀，最終成就了一部長篇劇作《桃花扇》，把多年的思想及情感積累，盡情地抒發了出來。可是很明顯，他心中積蓄的興亡之感與他春風洋溢地赴京城做國子監博士的感恩心情，存在深刻的矛盾。

（三）《桃花扇》上演與罷官疑案

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六月，在花了十年時間充分醞釀、反復修改之后，孔尚任的名劇《桃花扇》問世了，這年孔尚任五十一歲。《桃花扇》寫的是南明遺事，抒發的是故國之思、興亡之嘆。孔尚任寓于《桃花扇》中一個十分鄭重的目的，那就是通過戲臺上扮演的戲劇，思考和總結明朝滅亡的根源所在。這實際上是早年種在孔尚任心中的對明朝逝去的反思和緬懷的情感的總的抒發。寫《桃花扇》的另一個動力來自孔尚任中年時的一段特殊的經歷。孔尚任在北京國子監做學官一年半之后，在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的七月，他奉命隨工部侍郎孫在豐前去淮揚治河，疏浚黃河入海口。于是，孔尚任有了一段對他來說意義非同尋常的經歷——在江南駐留了三年。

江南可是南明王朝興亡的據點，那時許多前朝遺老還健在；南京城里，見證南明王朝興亡的山山水水、宮殿墻垣還歷歷在目，這樣的自然情境和人文氣氛，恰好與深藏在孔尚任心中的情感和要表達的愿望迸發出共鳴。在江南的三年里，孔尚任游歷了南京的明故宮、明孝陵、秦淮河和燕子磯等地；在揚州，憑吊了梅花嶺的史可法衣冠冢，這些都是《桃花扇》里的人物活動過的地方。其間孔尚任還結交了不少流寓揚州的名士，他們大都是前朝遺老。例如在揚州的一次宴會上，他認識了被稱為“明末江南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冒襄字辟疆，他和秦淮名伎董小宛的結合，成為一時的風流佳話。冒襄和《桃花扇》中所描寫的許多人物都很熟悉，如李香君、侯方域、柳敬亭、蘇昆生等，尤其與李香君和侯方域關系密切。冒襄明亡后隱居在故鄉江蘇如皋的水繪庵，經常在水繪庵大宴賓客，飲酒、賦詩、看戲。每當他談到明末“賢奸傾軋，國事敗裂，無可輒須發倒漲，目眥怒裂，音詞悲壯憤激；坐客無不悄然、肅然、悲恐交集，或有泣下數行不能仰視者”。就是這位對前朝往事義憤填膺、不能釋懷的冒襄，在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不顧已七十六歲高齡，“遠就三百里”，從如皋到興化，與孔尚任“同住三十日”，當時孔尚任還不到四十歲。一定是冒襄得知他寫作《桃花扇》的意愿，才遠道探訪。在駐留孔尚任住處的三十天里，他們常常“高清談，連夕達曙”，可謂酒逢知己，話語投機。可以想象，三十天時間，冒襄可以多么從容詳細地向孔尚任講述南明小朝廷的故事。

孔尚任創作《桃花扇》有個追求，他要盡量依照史實來鋪排戲劇情節，極力讓紅氍毹上的粉墨排場向信史靠攏。同時，他又讓《桃花扇》所描述的南明故事有個很吸引人的線索來貫穿，那就是“明末江南四公子”中另一位風流才子侯方域和秦淮名伎李香君的愛情故事。所以，《桃花扇》在康熙三十八年夏天一經問世就大受歡迎，王公貴族爭相傳抄，京城內外紛紛上演。事情的變化往往是悄悄到來的，就在這年秋天的一個夜晚，皇宮里一內侍來索要《桃花扇》劇本，非常急切，其時孔尚任手里恰恰沒有《桃花扇》劇本。可這事不敢怠慢，他最終在一位名張平州的巡撫家找到了一本，連夜送進皇宮。初時，一切如常，風平浪靜。當又一個春天到來時，孔尚任似乎交了好運——隨著《桃花扇》的四處盛演，他聲名遠揚。不僅如此，官場上也有喜事——他得到了升遷，被任命為戶部廣東司員外郎。可是，這好運延續的時間太短了，不到兩個月，他就被罷官，而且官罷得十分徹底，再也沒能東山再起。

至于罷官的原因，沒有人給出明確的說法。孔尚任自己猜測是因文字肇禍，也有人說禍因是耽于詩酒、荒廢政務，總之是不清不楚。人們猜測《桃花扇》是孔尚任丟官的原因，頗有道理。《桃花扇》表達了亡國之痛及故國之思，在清朝立國之初，顯然不合時宜。

不管怎么說，孔尚任一時難以接受被罷官的事實，當初給予他非同尋常的知遇之恩的康熙皇帝呢？盡管以孔尚任的聰慧敏感和洞明世事，他應是明了當年大張旗鼓地祭孔以及對他特別提拔，是出于統治策略，可他還是不愿相信朝廷會斷然地棄他于不顧。他在北京繼續逗留了兩年多，希望有澄清罪名、真相大白的一天，可是這一天沒有到來。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冬天，五十四歲的孔尚任帶著沒有解開的疑問，懷著無可奈何的慘淡心情，回到了故鄉曲阜，回歸了平淡閑散的生活。

十六年后，即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正月，七十歲的孔尚任在家中病逝。回鄉十六年，罷官的郁悶在孔尚任心里也許沒有消逝，也許早已消逝，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孔尚任有著卓越的文學稟賦，他用清代最為流行的文學藝術形式——傳奇，表達了他最想表達的思想和情感，表達得十分成功。他沒有辜負他的圣人祖先，不枉擁有“圣裔”的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