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曹雪芹

(1715?—1763? )名霑、字夢阮，號雪芹、芹圃、芹溪。清代著名現實主義小說家。他在不朽巨著《紅樓夢》中體現出來的進步美學見解，把“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在中國現實主義美學發展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一) 打破傳統，更新小說觀念。 “宋時理學盛極一時，因之把小說也多理學化了”。這情形到曹雪芹時代就更加嚴重。為了沖破理學的禁錮，開辟現實主義小說創作的自由天地，曹雪芹嚴正駁斥了道學家們用封建史學和經學做標準來束縛通俗小說創作的傳統文化觀念。他虛設一個“空空道人”，從道學家立場出發，要求小說創作一要有“朝代年紀可考” (即要于史有征，貫徹樸學考據原則)，二要寫“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或“班姑蔡女之德能” (即要旨本經傳，有裨于名教)。這種傳統思想，使小說創作長期屈居于經史仆從的可憐地位，是危及通俗小說生存的大敵。曹雪芹假借“石頭”的話，譏其觀點“太癡”，并針鋒相對地提出與之完全對立的小說觀念：一、主張小說應擺脫對歷史的依附而按自己特有的藝術規律進行創作： “不借此套，反倒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紀哉!”二、指出道學家們所提倡的“理治之書”(即宣揚“善政”、 “德能”的虛偽作品)根本沒人愛看，且其內容“淫穢污臭” “最易壞人子弟”，形式“非文即理”，“自相矛盾”，“千部共出一套”。只有徹底清除傳統封建“熟套”的通俗現實主義小說——“適趣閑文”，才是最受“市井俗人”歡迎的有“換新眼目”、 “洗舊翻新”功能的有價值之作。曹雪芹這種新的小說觀念和《紅樓夢》創作實踐的巨大成功，揭開了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嶄新的一頁。

(二) 對現實主義藝術規律的獨到理解。對于文藝創作的對象和內容這一美學基本問題，曹雪芹的回答是“實錄其事”，把現實生活作為文學描寫的對象，作為作品內容的來源。他強調自己“這半世親見親聞”的經歷和體驗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性。談到詩歌創作，曹雪芹稱許的是用“真事”、表現“真情真景”，做到“意趣真”，把真實性作為一條重要的美學標準。其次，他還以“事體情理”為文學真實性的最重要因素。寫小說要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醞釀構思， “取其事體情理”，加以“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寫詩也要“有情有理”。他又通過香菱欣賞詩歌的體會，說明真實與否要通過藝術效果(即通過讀者的欣賞實踐)來檢驗。第三，他提出“真事隱”、“假語存”的命題，辯證地說明了塑造文學典型的藝術規律，明確地把生活真實同藝術真實區分開來。由“真事”過渡到“假語”，要經過作家頭腦對生活素材的整理加工，用形象思維進行創造性的藝術想象——虛構。這就涉及到藝術構思問題。寫到薛寶釵論繪大觀園圖的藝術構思： “如今畫這個園子，非離了肚子里頭有些丘壑的才能成畫。這園子卻是象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就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減的要減，該藏的要藏，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這段話說明：一、對描寫對象必須事先在心中醞釀成熟，構成完整的形象，然后才能動筆創作。二、照抄生活表象的自然主義是必然要失敗的。三、藝術概括是一項復雜的創造性勞動，包括剪裁(“該減的要減”)、虛構(“該添的要添”)、直接描繪(“該露的要露”)、間接描繪(“該藏的要藏”)等多種藝術方法。四、其典型觀的哲學思想基礎是關于正、邪二氣所秉決定人性善惡的唯心主義的人性論。他通過賈雨村的口說：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余者皆無大異。”這“余者”乃是《紅樓夢》描寫的對象，其中秉“清明靈秀之氣”所生者居多，而偶秉正賦二氣所生之人，便“在上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之于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隨所生家庭階級地位的不同，分別成為“情癡情種”、 “逸士高人”、 “奇優名倡”，盡管地位不同，卻皆是“易地之同人”。用這種含有民主性合理內核的人性觀點解釋賈寶玉一類“情癡情種”的性格。從而使他對人物性格的豐富性特別留意，舍棄以前小說描寫人物的類型化做法，而“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塑造“真的人物”，“和以前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五、他批評以前小說中愛情主人公的形象不豐滿(“只傳其大概”)，尤其是“并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泄一二。”他用創作實踐證明了自己的主張，在驚人的細節真實基礎上，塑造出許多“悉與前人不同”的有創造性的文學新人形象。

(三) 追求藝術創新、藝術趣味。以現實主義為最高創作原則的偉大作家，必然同以摹擬因襲為能事的形式主義水火難容。不過曹雪芹的態度更為鮮明罷了。這除了表現在前邊敘述過的兩方面而外，還有許多表現。如賈寶玉常強調寫文作詩要有獨創性： “須另出己見，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襲前人的套頭。”他分析公式化產生的一項重要原因是： “奈今人全惑于功名二字，尚古之風一洗皆盡，恐不合時宜，于功名有礙之故。”自己“不希罕那功名”，也“不為世人觀閱稱贊”，因此“隨意所之”、 “任意纂著”，甚至“大肆妄誕”，寫成一篇悼念晴雯、猛烈抨擊封建淫威的戰斗檄文《芙蓉女兒誄》，黛玉聽了不覺稱贊： “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并傳的了。”曹雪芹自稱其《紅樓夢》有“新奇別致”的優點。林黛玉在詩社中奪魁的菊花詩，得到眾人的評價是“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寶釵贊黛玉的《五美吟》 “命意新奇，別開生面”。黛玉贊史湘云的《如夢令》“又新鮮，又有趣兒”。可見曹雪芹認為文學的藝術趣味同藝術創新有關。賈母憎厭才子佳人小說，主要因其脫離生活，形式公式化，內容也庸俗，故嫌其“最沒趣兒”。《紅樓夢》正因為是創新之作，所以“頗有趣味”。其更為有價值的創新，是在因禮教束縛而嚴重缺乏悲劇藝術傳統和悲劇欣賞趣味的國家里，為文學百花園增添了一部具有可怕真實性的震聾發聵的偉大悲劇作品。這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