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中和之美

“中”與“和”是中國美學史上極為重要的美學范疇， “中和之美”是儒家美學最高的審美理想。 “中”就是矛盾雙方互相依存，每一方都在自身應有的適度內發展，沒有“過”與“不及”的缺點。這是孔子的基本哲學原則，最高的政治理想和審美尺度。在審美對象來看是各種因素間的彼此適應，在情感表現來看，則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后者表明，情感的適度與美是聯結在一起的; “樂”和“哀”都是一種中庸狀態的審美情感，既非“不及”，又非“過”。 “和”是把相異的東西綜合統一在一起，是多樣的統一，而美正存乎其中。

首先對“和”作出說明的是史伯，他在說明政治上要接納不同意見時，舉了“五味”、 “五聲”、“五色”作為美之綜合的例證，指出了聲音如果只有一種，就不會有動聽的音樂，所以要求“和六律以聰耳”，把高低、快慢、長短、清濁不同的各種聲音統一起來才能悅耳。食物的味道和事物的色彩也一樣。史伯還進一步認為。只有相異的事物綜合統一在一起，才能有新的創造和發展，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稍晚的晏嬰發揮了相同的思想，卻更具體化。而他所謂的通過對立因素的結合， “濟其不及，以泄其過”的說法，已達到了后來儒家孔子美學的“中庸”原則。 “和” 與“中”是不同而相似的兩個概念。低層次上的“和”是雜多事物的統一，而高層次上的“和”則是相異或對立東西的“相成”。 “相濟”對立統一，從而達到了“中”。總之， “中”與“和”講的都是統一、一致， “中和之美”就是所謂統一之美。盡管這樣的看法忽略了對立面斗爭的現象，然而依然極深刻地把握到美的本質，因為不管怎樣對立，其統一與和諧是藝術品最后實現的條件。

中和的思想自先秦一直延續到以后的很長歷史過程，成為人們對社會、藝術的評價標準。 孔子在《論語·雍也》中說：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中庸”就是處理事情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態度，儒家認為這是最高的道德規范。 “中和”是建立在“中庸”上面的倫理思想。西漢戴圣所輯《禮記·中庸》講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認為人的感情的抒發有一定的合乎規范的節度，就達到了中和的境界，就會產生“天地位焉，萬物青焉”的效果，也就出現了理想的社會。這種追求在文藝上的反映，就成了最高的審美標準“中和之美。” 《論語·為政》說：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 思無邪。” 《論語·八佾》說： “《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熹《集解》： “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也;傷者，哀之過而塞于和者也。”意思是， 《詩經》所表達的思想感情雅正，平和適中， 不偏激、不過分，從道德觀念上說，就是“約之以禮”或“禮以成之”。這就符合“中和之美”的審美標準。《左傳》季扎論樂對此也有闡發：“為之歌《頌》，曰： ‘至矣哉!直而不倨， 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廢，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有人把“中和之美”歸納為四種理性思維的基本形式：濟其不足、可泄其過、不剛不柔、剛柔相濟。它們體現著藝術辯證法，即對立的統一。荀子、摯虞、劉勰、鐘嶸、皎然等我國文藝理論家論詩、樂、文也都往往用“中和之美”作為審美標準。 《荀子·勸學》：“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荀子·儒效》： “《樂》言事， 其和也。”摯虞《文章流別論》： “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劉勰《文心雕龍·辨騷》： “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鐘嶸《詩品序》： “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 “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 “宏斯三義， 酌而用之”。皎然《詩式》： “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善，至麗而自然，至苦而無跡，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迂”。這些要求都是從“中和之美”的藝術辯證法出發的。漢儒也有把黃(皇)帝和黃龍袍的“黃”附會為顏色中的“中和之美”的，這樣， “中和之美”就成為文藝廣泛的領域中最高的審美標準了，并且貫穿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始終。“中和之美”的審美標準觸及到了美的某些本質特征和藝術辯證法，這是在美學上的成就和貢獻，但從它的思想基礎“中庸之道”來說，也不無最終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歷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