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沈德潛

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官至禮部侍郎。著有《歸愚詩文鈔》五十八卷，論詩專著《說詩晬語》。曾編選《古詩源》、《唐詩別裁》等，以《古詩源》影響最大。

沈德潛的詩歌創作和他的論詩的思想基礎都是強調詩的政治功利作用，他認為“厚人倫，匡政治，感神明”是“詩道之尊”。他在《說詩晬語》的開篇就說： “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這種思想貫穿在他的一切論著中。沈德潛論詩的言論雖然并不系統，但因為他的社會地位很高，其思想又體現了封建統治者的政治利益，所以很得皇帝的賞識。乾隆時代，他的詩論和創作曾風靡一時。與上述思想聯系的，是他極力提倡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認為這是“詩教之本原”，他說：“詩之為教，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魚數言，而其立言一歸于溫柔敦厚，無古今一也。”從這一觀點出發，他主張詩歌創作要婉而不露，對封建統治者要忠厚悱惻，不宜諷刺直詰。他不僅以此來指導自己的創作實踐，也以此作為審美評價的標準，評詩、選詩均體現這種指導思想。 “厚人倫，匡政治”和“溫柔敦厚”的主張，其文藝美學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溫柔敦厚”是實現為政治目的服務的途徑。象沈德潛這樣把文藝只作為封建政治附庸的觀點，對藝術的發展顯然是有害的，實際上是在抹煞文藝的特殊性。

沈德潛論詩對文壇影響最大的是他的“格調”說。所謂格，其實是指作詩表現思想的一種模式;所謂調，是指詩的外部形式，即語言的音調。他把格調看作詩的關鍵。他說： “詩中韻腳，如大廈之柱石，此處不牢，傾折立見。”又說：“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總之，他把形式看成是詩歌的生命，是至高無上的，暴露出他的文藝思想中的形式主義傾向。

沈德潛少年受師于葉燮，他繼承了葉氏關于“沿流討源”的說法，重視詩歌發展的淵源關系。一方面他強調師古， 認為“詩不學古，謂之野體”，另一方面又象他的老師那樣講究通變。他說： “然泥古而不能通變，猶學書者但講臨摹，分寸不失……”單從理論上看，他的這種主張不無道理，但從他的學古的內容以及通變的指歸來說，終不能擺脫明代七子以唐為宗的窠臼。他說：“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之復古也”。他崇奉盛唐詩，對明代前后七子的作品也大加贊揚，這些都是從他的關于文學源流得失的理論觀點出發來評價的。

作為封建時代一位具有審美創作實踐經驗的詩人，而且身居高位，他的思想和文藝主張常常有許多矛盾之處，因此不能說沈德潛的文藝美學思想一無是處。在對待具體藝術問題上，他有許多頗為精辟的見解。比如他反對“以理語成詩”，然而又反對所謂“不涉理語”，關鍵是詩歌中表現的“理”應該附麗情感，使“言外有余味”，“托物連類以形之”，這樣的理語也是詩的語言。此外象他的“以意運法”，重視創作主體感情活動等等，都是很有價值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