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的一部傳播唯物史觀的代表作。寫于1919年。該著作從社會基本矛盾入手，通過對社會形態的剖析，闡發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理論。他說：“人類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我們可以稱這些精神的構造為表面構造。表面構造常視基礎構造為轉移，而基礎構造的變動，乃以其內部促他自己進化的最高原因，就是生產力……。”(《李大釗選集》，第185－186頁。下引該書，只注頁碼)這就是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是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的。經濟基礎的變化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其內部原因即生產力的發展而推動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是，這并不否認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而是在肯定兩者辯證統一關系中，著重指出基礎的決定作用。他寫道：“在經濟構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構造，如法律等，不是絕對的不能加些影響于各個的經濟現象，但是他們都是隨著經濟全進路的大勢走的，都是輔助著經濟內部變化的，就是有時可以抑制各個的經濟現象，也不能反抗經濟全進路的大勢。”(第193頁)這里正確的說明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在社會結構中的作用，把社會形態看作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統一體。

該著作在分析社會形態的發展問題時，還闡發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學說，他說：“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系。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他變動。社會組織即社會關系，也是與布帛菽粟一樣，是人類以生產力產出的產物。手臼產出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汽制粉機產出產業的資本家的社會。生產力在那里發展的社會組織，當初雖然助長生產力的發展，后來發展的力量到那社會組織不能適應的程度，那社會組織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縛他妨礙他了。而生產力雖在那束縛他、妨礙他的社會組織中，仍是向前發展不已。發展的力量愈大，與那不能適應他的社會組織間的沖突愈迫，結局這舊社會組織非至崩壞不可，這就是社會革命。”(第186頁)這里，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理論，作了比較準確的闡述。

關于階級斗爭的學說。李大釗指出：“歷史的唯物論者，既把種種社會現象不同的原因總約為經濟的原因，更依社會學上競爭的法則，認許多組成歷史明顯的社會事實，只是那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各殊異階級間團體競爭所表現的結果。他們所以牽入這競爭中的緣故，全由于他們自己特殊經濟上的動機。”(第187頁)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在階級社會中是表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則為階級間的矛盾與斗爭。李大釗在引證《共產黨宣言》中作的“從來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的論斷之后指出：“經濟上利害相反的階級，就是有土地或資本等生產手段的有產階級，與沒有土地或資本等生產手段的無產階級的區別；一方是壓服他人掠奪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壓迫，被人掠奪的。這兩種階級，在種種時代，以種種形式表現出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現代資本家的，這些生產方法出現的次第，可作經濟組織進化的階段，而這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是社會的生產方法中采敵對形式的最后。”(第188頁)

李大釗是在中國傳播唯物史觀的先驅者，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所闡發的唯物史觀不僅最早，而且也比較集中地表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為開拓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時代，奠定了最初的科學基礎，《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史上一篇重要歷史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