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又稱《左氏春秋》、《春秋左氏傳》、《春秋古文》、《古文春秋左氏傳》，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完備的編年體史書。“傳”的意思，后人有許多大同小異的解釋，唐朝劉知幾說：“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后人。”一般說來《左傳》是為解釋《春秋》而作。因為孔子作《春秋》字句簡煉，往往不具事件原委，猶如帳簿。司馬遷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關于《左傳》作者，長期以來一直是個爭論問題。司馬遷和班固都認為是魯國的左丘明，唐代以后，有人提出疑義，陸淳認為左丘明“蓋夫子以前賢人”，這樣，《左傳》當然就不會是左丘明所作了，以后相繼出現孔子弟子子夏所作，戰國人吳起所作，孔子弟子左人郢所作之說，還有西漢劉歆偽作之說。現在比較公認的說法是左丘明為最早的作者，但是并不是唯一的作者，顧炎武說：“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很可能是歷代相續的巫史集團集體編修的。成書的時代在戰國前期，因為所予言的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鄭國先亡，鄭先衛亡，都被歷史驗證了，這說明作者是親歷了這些歷史事件。《左傳》是否為解“經”面作，長期以來也有爭議，因為司馬遷時稱它為《左氏春秋》，春秋、戰國時以“春秋”名史，是普遍的，《左氏春秋》與《齊春秋》、《燕春秋》、《魯春秋》是一樣的獨立歷史著作；“經”、“傳”關系并不完全相合，或經有而傳無，或經無而傳有，《春秋》迄于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左傳》敘事至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而所記最晚之事則為公元前453年智伯之亡；《左傳》又追記往事到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805)晉穆侯伐條之役，早于《春秋》八十三年，這樣，前后多出百年。其編年部分共二百五十五年，也比《春秋》多十三年；“經”、“傳”合于一帙是西晉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時的事，以前“經”、“傳”單行；《春秋》和《左傳》政治觀點有所不同，《春秋》貫穿了孔子維護周天子的一統天下和恢復西周初年舊秩序的宗旨，所以把當時政治、經濟、宗法關系的變化都看成是“禮崩樂壞”，“天下無道”的壞現象，《左傳》則不然，它對春秋時期舊秩序的破壞不但不惋惜，明顯地表示支持田氏代齊、同情魯國季氏，指出魯昭公垮臺的必然性。總的說來，《左傳》是一部獨立史書，但是并不能否定它與《春秋》的關系，上述“經”、“傳”不合的地方也不奇怪，因為先秦古籍輾轉流傳，都有殘缺和后人增刪竄改的部分，何況《左傳》本來就出自眾人之手。《左傳》的史學價值很高，首先它為后人提供了研究春秋時期的可信史料，它依據的原始材料有周王室和諸侯國的史記及語、志、書、訓典、詩、易、鐘鼎銘文等，許多事實與地下出土文物相印證。其次，內容豐富，既包括春秋時代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各方面的史實，又匯集了一些三代史跡和遠古傳說。再次，在歷史編纂學上，它發展了《春秋》編年，創立了完備的編年體史書之例，后繼的編年體史家，都視它為“編年之祖”。最后，有較高的歷史文學成就，用詞精煉，敘述有條有理，人物刻畫生動形象，性格突出，特別善于寫戰爭，春秋時期的幾次大戰爭都寫得成功，它寫戰爭側重寫雙方力量對比，寫戰爭的準備，而不在戰爭交戰過程過多用筆，成為后代史家寫戰爭所仿效的榜樣。此外，《左傳》一書中所反映的民本思想，社會進化觀點，直書精神也對后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左傳》成書后大概先在魏、韓、趙流傳，秦火以后，《左傳》又在民間流傳，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河間獻王更在河間國內立《左傳》博士，司馬遷作《史記》抄襲《左傳》許多材料。《左傳》屬經古文，西漢時今文得勢，《左傳》受排斥，西漢末由劉歆提議，才立《左氏春秋》為博士學官。東漢初，今古文兩派圍繞《左傳》是否立于學官一直爭論不已，賈逵、服虔注最有名，但是未保存下來，不過《左傳》地位越來越超過今文學派的《公羊傳》和《谷梁傳》。左傳學的集大成者是西晉的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首次把經傳合為一書，并把前人注匯集起來。唐孔穎達作《春秋左傳正義》又吸收了魏晉以來研究的成果，引用三禮、公羊、谷梁傳以及《爾雅》等經文，詳細解釋傳文。杜預、孔穎達的注疏是《左傳》的功臣。清代研究成果較多，代表作有洪亮吉的《春秋左傳詁》，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馬骕的《左傳事緯》，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顧棟高的《春秋大事年表》。《左傳》在隋唐時期流傳到日本后保存在金澤文庫中，明治三十六年(1904)日人竹添先鴻撰《左氏會箋》，匯錄前人成果，間以己見，是一部外國人研究《左傳》的代表成果。解放后，許多學者研究《左傳》，發表論著甚多，《左傳》研究早已發展成一門專門學問了。重要的成果有楊伯峻的《春秋左傳注》和童書業的《春秋左傳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