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歐陽修

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等，江西廬陵人。天圣八年進士，曾官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謚文忠。他是北宋中葉著名的詩人、詞人、散文作家和文壇領袖，也是北宋中葉重要的政治人物。由于其出身較低微，又正值社會矛盾日趨嚴重之間，因而思想開闊、關心國事、同情人民。他竭力推行詩文革新，獎掖新人，對北宋文壇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著有《歐陽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一卷，《新五代史》七十五卷。

在文與道的關系上，他和韓愈一樣，強調(diào)道和文的關系，同時也不忽視文的作用。認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內(nèi)容充實，自然發(fā)為光輝，若僅僅注重形式，則必然“愈勤而愈不至。”因此，文人“修身治人為集”，像古人那樣“其充于中者足，收乎外者以廣大。”他反對借口“吾文士也，職于文而已”的為形式而形式的觀點，認為三代秦漢以來雖文人著書不可勝數(shù)，卻都散亡磨滅，正是因為不重內(nèi)容。他基于此而進一步批判了當今華麗浮艷的時文。那么什么是歐陽修所提倡的“道”或內(nèi)容呢?看來他還不能完全超越傳統(tǒng)的儒學道統(tǒng)，但也賦予“道”以一種新的意義，即現(xiàn)實中的“百事”，把文學努力深入到現(xiàn)實生活實踐。他要求“履之以身，施之以事”，反對徒發(fā)空言，脫離事實，反對舍今求古、舍近取遠。他的“道”一方面區(qū)別于正統(tǒng)儒家的書本原則，另一方面也區(qū)別于宋明理學家所宣揚的心性之道，揭示了文學和現(xiàn)實生活的原則關系。

但他決不認為有了“道”或內(nèi)容就有了文學，象道學家們所說的“有道者必有言”。在宋代文論家中他是較能客觀看待文學規(guī)律的，他以顏淵為例，說明德行之士不一定就能表現(xiàn)于文章，只有“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后世。

歐陽修提倡文風的平易自然，反對學奇趨險，并認為這種“平淡典要”文風的實現(xiàn)，是要經(jīng)過一番曲折和斗爭的，這和王禹偁、梅堯臣的主張是一致的。歐陽修也提倡詩窮而后工的觀點，認為文人往往想把自己的意圖實施于社會，而又不得其志，從而內(nèi)懷郁結，發(fā)之于文;這又是韓愈“不平則鳴”理論的延續(xù)。

對于寫作傳記文學類的碑志文，歐陽修也提出了可貴的主張：第一，要實事求是地評價人物，不虛美不隱惡;第二，處理題材時，主張記大節(jié)，尚簡略而不繁縟;第三，是行文措詞上要言簡意深。這樣來看待碑志文的寫作，是顧及了傳記文學既是歷史又是文學的特點，而“事信”與“言文”并存，也開了后來古文家“義法論”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