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盧一萍最初都在新疆，當然，我現在仍在，他現在身居成都。由于都寫東西，相見之前彼此都知道，但僅僅是知道而已，我那時在石河子的《綠風》詩刊社，他在新疆軍區文藝創作室，無緣有什么交集。我們真正相識是在2010年9月一起在魯院學習的時候，去魯院前的一個月，我曾讀過他發在《中國作家》上的一篇短篇小說《夏巴孜歸來》。那篇小說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說的是夏巴孜對草原所懷有的深情，以及為了草原而遷移到異鄉的故事，寫得很有詩意，但故事的結尾出人意料，具有鮮明的批判色彩。我看到第十四屆魯院高研班的名單里有他，就向文友要來他的電話，非常冒昧地給他打了一個電話，并說起那篇小說，在電話里，他操著帶有很濃厚的四川口音的普通話，話不多，只說已經出發，先去內地辦些事，期待在魯院見面。

到魯院當天就見上了。他看上去很內斂，有些老成，性情隨和、寬厚，沒有有些文人的孤傲，更沒有某些詩人身上的張揚。我們住隔壁，算是鄰居。坐下來簡單寒暄了幾句。新疆人見面沒酒就跟內地人見面無茶一樣，怎么行。走，去外面喝酒吧。魯院外有一家賣烤串的，要了一些啤酒。酒一喝，話便格外敞亮，開始的拘謹也一掃而光，一直喝到盡興才罷。

在魯院，我們談得最多的是小說。我問他最近有沒有寫長篇的打算。一萍說有，叫《白山》。說到《白山》，他有些坐不住了，他站起來，情緒略顯激昂地說起了這個長篇的構想和一些細節。他想寫一部關于謊言的書。我震住了，對他那些妙想和主題的深刻充滿敬意。我認定這肯定是一個了不起的東西，希望他一定要寫出來，寫好了先給我看。一萍有些狡黠地一笑說，那是一定。

在魯院酒場多，多數時候，我在的時候，一萍也在。一萍平時話語不多，但朋友相聚時，卻非常擅于說段子，說的時候，不茍言笑，而我們已經笑翻了天。最搞笑的那次是班里的中秋聯歡會。一萍和同樣來自新疆的江南同學合作了一個節目，一萍演老漢，而江南演少女，他們奇異鮮明的服飾首先便讓我們眼前一亮，等他們詼諧而幽默地表演完，整個教室一片歡騰……

我和一萍的個人交情在增加，對他作品的了解也在加深。在那段時間我比較系統地讀了一萍創作的一系列小說，如《七年前那場賽馬》《北京吉普》《帕米爾情歌》《等待馬蹄聲響起》《幼狼》等。我還記得1990年代中期《芙蓉》“重塑70后”欄目推出的第一位青年作家就是盧一萍，那時的他不過二十出頭，卻顯示出與眾不同的才華，那部發在《芙蓉》上的長篇小說《黑白》頗具寓言色彩與先鋒特色，而這一系列中短篇作品更顯得意味悠長而充滿靈性。懷著這種好奇與疑問，我和他進行了一次長談，從長談中，我才了解到，一萍從軍藝文學系畢業后，沒有留在北京，而是去了帕米爾高原的邊防哨所工作。當然，他之所以與世隔絕起來，還是為了自己的文學夢，他想背對文壇，用心去寫作。在帕米爾高原，缺少的是氧氣，不缺的是孤獨，或許正是那刻骨的孤獨與寂寞讓一萍對人生有了不同于常人的體悟，產生了一種曠達的情懷，對人性產生了一種新的關注和認知。我還記得在和一萍隨后的交往中，他不止一次說過：如果一個人能活九十歲，那么前六十年應該用來讀書、旅行，感受生活，體驗人生，留出最后三十年來寫作。開始我還不以為然，后來慢慢一想，才覺出這話的道理，其實寫作，不就是寫一個人的見識嘛，對生活的見識，對人性的見識。一個人的寫作，不過是見識的成長史，或許說見識的重復史。我想，那幾年的邊防生活對一萍來說，是鑄就他寫作態度與雄心的重要財富。

我們那屆的魯院班，橫跨新舊兩個魯院，從八里莊的老魯院搬到文學館路新魯院。不久，一萍獲得了那年的第九屆上海文學獎。獲獎小說是《二傻》。同獲此獎的還有鐵凝、王安憶、遲子建、北島、舒婷、食指等著名作家、詩人。著名批評家賀紹俊在評價《二傻》時說它“以諷刺的筆法來寫當代軍人的生活，夸張、戲謔的風格與嚴肅的軍旅題材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構成了強大的審美張力。”我們紛紛對一萍表示祝賀，并讓一萍請喝酒。

魯院后期，飯局不是一般的多，有時我喊一萍一起去。一萍忙得不可開交，正在校對和修改同學的感想錄。我們班同學一起出了本書《從八里莊到文學館路》，以示留念。一萍是班里的副班長，主動擔當起編輯和校對工作。看我進來，一萍從書稿中抬起頭來，說，時間太緊，二十多萬字，不認真都不行。我是編輯出身，看著一萍的認真樣，不免開玩笑說，你一定是一個好編輯。一萍愣了。

魯院結束的前幾天，班里搞了最后一次作品研討，研討的都是班里重量級人物的作品，有周曉楓、魏微、劉建東，還有就是一萍。時任《十月》副主編的寧肯給予一萍的作品高度肯定與評價，并說一萍有大師的寫作風范與質地。我衷心為一萍感到高興。

魯院學習結束后，我們回到了新疆，他還在烏魯木齊，而我在石河子，但我們已兄弟般親密。我寫的每部作品，都會發給他看，讓他提些意見。一萍每次都認真看完，也認真指出不足之處。每次去烏魯木齊辦事，我一定會給一萍打電話。一萍幾乎每次都請我喝酒，所談話題幾乎都跟文學有關。

2012年，我調到了烏魯木齊的《綠洲》雜志社工作，一萍顯得格外高興，請了不少在烏魯木齊的好友為我接風。那晚，我心里高興，喝得爛醉。單位給我分了一間小房子，算是臨時宿舍，離一萍的住處也就一公里。一萍經常喊我去吃飯，我從不客氣。一萍的書房藏書豐富，《南方都市報》在“作家與書房”專欄中介紹過他的書房。我厚著臉皮問能否借幾本書看。一萍說其他人不行，你隨便借。那一年，我不斷從一萍的書房借閱，記得有本書還被我弄臟了，我有些不好意思，一萍卻并不在意。當然，我書房里現在還有幾本書是當時借一萍的，沒還，不是忘了，是舍不得還，不知他當時是真的忘了，還是有成人之美的心。一萍的《白山》就是在那年完成了初稿，他說他現在在改，改好后再發給我看。

可當年年底，一萍被調到了成都軍區，任創作室副主任兼《西南軍事文學》副主編。我一邊為一萍能回到自己的家鄉感到高興，同時也非常傷感。一萍安慰我說，新疆是他的第二故鄉，他一定會經常回來。我們和他的幾位好友，喝了一頓大酒，便就此分離。一萍到成都后，就給我打電話，問我手上有沒有小說。我剛好寫了一個中篇，但不知寫得怎樣，便發給他，讓他看看。一萍看完后，給了高度評價。小說很快就發了出來，被《小說選刊》和《中篇小說選刊》轉載，還進入了當年中篇小說的排行榜。對此，我感謝一萍和他的眼光，一萍卻說，他應該感謝我，這給他剛開始的編輯業務開了一個好頭。我說，我在魯院說過的，你一定是一個好編輯。

一萍到成都不到一年，《白山》的修改便完成了，他發給了我。我認真看了，對這部厚重的作品佩服得不行，在電話里更是不吝贊譽之詞。一萍卻很低調，只是靜靜地聽，一遍遍問作品的不足之處。這部作品定稿之后，他給過很多家出版社，但都沒能出版。但他并不急。他對自己的作品從來都有信心。他說，一個作家要寫一些發表不出來或者說不容易發表出來的作品。

一萍果然守信，經常回新疆，印象最深的那次是2014年夏天，正是世界杯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一萍白天應酬，晚上回賓館就給我打電話。我趕到賓館，一萍已買了啤酒，我們兩個一人一張床，躺在床上邊喝啤酒邊看世界杯。

2015年，花城出版社的編輯文珍老師回新疆探親，讓我幫著推薦一些70后真正有實力的作家，說他們準備出版一系列“銳小說”，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萍。就給他打電話，并把郵箱發給了他。果然，一萍的作品得到了文珍老師的肯定，那本叫《天堂灣》的小說集順利出版，花城出版社還為那套書搞了一系列活動，我在相關媒體上看到了一萍和讀者們的見面會，由衷地為他感到高興。

2016年底，一萍從部隊正式退役，到《青年作家》雜志任副主編，一萍的編輯才華進一步顯露，他編輯的小說被轉載的數量讓人吃驚。更讓我欣慰的是，一萍的《白山》終于順利出版，出版之后即引起強烈反響，受到評論界的高度關注與認可，獲得了一系列獎項，被《亞洲周刊》評為2017年十大小說，一萍本人還因此部作品獲得了“名人堂·2017年度作家”稱號。他也因為此部作品，成為中國最重要作家群體中的一個。

至此，我想說，一萍，加油，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