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溫州文藝界，鄭伯永這個名字似乎沒有多少人知道，但他是一位值得我們緬懷和尊敬的革命者、好作家，為浙江的文藝事業作出過杰出的貢獻。

“溫中”起程尋“新路”

鄭伯永的文學素質和進步思想是在溫州中學萌芽的。

浙江省溫州中學創辦于1902年，初名“溫州府學堂”，后歷經“溫州府中學堂”“浙江省立溫州中學”“浙江省溫州市第一中學”等時期，1985年更名為“浙江省溫州中學”，簡稱“溫中”。百年溫中，孕育了無數精英才子，走出了許多仁人志士。

回溯到1934年秋天，年僅15歲的少年鄭伯永離開浙江樂清白溪樸頭村，就讀于浙江省立溫州中學，他最初的想法是好好讀書，學有所成，報效慈母的養育之恩。可在1935年12月，北平各大中學校的愛國學生6000余人涌上街頭，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立即停止內戰”， 爆發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鄭伯永得知消息后熱血沸騰，和溫州中學的愛國學生們一起，沖出校門，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游行，他還在集會演說，呼吁抵制日貨，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政策，勇敢地投入到進步的學生運動中。

當時溫州中學高中部學生馬驊，與同學一起組織野火讀書會，負責編輯《野火壁報》，鄭伯永是《野火壁報》的熱心讀者，兩人也因此認識、相熟，成了好朋友。許多同學喜歡《野火壁報》上的文章，認為張貼后收起來，無法再讀，很是可惜，建議每兩期油印合訂成一本，由同學們訂閱，初中部訂閱的事就由鄭伯永等學生負責。

1936年下學期，鄭伯永擔任了溫州中學學生會進步刊物《新路》的主編，該校刊宣傳抗日救亡，傳播革命思想，激勵師生斗志。鄭伯永在刊物創刊號上發表題為《開拓新路》的署名文章：“黑暗的盡處有光明的世界，痛苦的盡處有幸福的樂園；朋友，讓我們攜起手來，前進吧！毀滅了黑暗的世界，殺出了一條新的大路!”“我們為了自己，為了社會，為了千萬人的生存。快拿起我們的武器，奮斗，努力，努力開拓新路！”這篇短文盡顯鄭伯永在學生時代的革命理想。

作為學生運動的骨干和活躍分子，1936年，鄭伯永被迫離開學校，這引起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和學生家長的聯名控告，學校迫于壓力，只好改變決定，鄭伯永等48位愛國學生才得以復學。

戰斗的號角響徹溫中校園，鄭伯永義無反顧，懷著赤子之心，以筆為矛，沖鋒陷陣，開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烽煙中迸發創作激情

鄭伯永的文藝才華，在革命戰爭年代初露鋒芒。

2020年夏天，筆者為了寫作此文，拜訪了與鄭伯永在中共浙南特別委員會共事過的洪水平老人。老人今年96歲，思路清晰，性格爽朗，十分健談，據他回憶，鄭伯永在浙南特委任宣傳部副部長，洪水平任干事，他們是上下級關系。1947年5月，鄭伯永等人牽頭創辦了《時事周報》，這是長江以南地區由共產黨領導的最早的地方機關報（后改名《浙南周報》《浙南日報》，為《溫州日報》的前身），洪水平是主要編輯之一，他們倆仍然為上下級關系，互相支持，彼此尊重，兩人都喜歡文藝，熱愛文學。

洪水平老人靠在藤椅上閉著眼睛，往事便涌上心頭。他說：伯永同志的鼻尖上有一點天生的紅暈，有人叫他“老紅”，他并不忌諱，甚至寫文章時署名“紅鼻子”。他能文能武，帶兵作戰，不管面臨什么復雜、危險的處境，都能鎮定地布置和分派工作，看上去絲毫不緊張、不慌亂；他給士兵上理論課，深入淺出，娓娓道來，講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大家都喜歡聽。革命戰爭時期，浙南特委的官兵生活在洞宮、括蒼和雁蕩山脈的崇山峻嶺之中，沒有文藝活動。伯永同志為了豐富大家的精神生活，就把附近村子里的唱詞人（唱溫州鼓詞）請到宣傳部駐地來，唱《陳十四娘娘》《十二紅》《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等，大家圍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聽著，覺得很有趣，幽深的山坳里也有了陣陣笑聲。

鄭伯永在浙南特委宣傳部副部長的任上工作繁忙，每天都要處理大量事務，還負責“兩刊一報”，兩刊為《新民主》半月刊和《浙南月刊》，一報為《浙南周報》,他親自撰寫各種新聞報道和革命故事，干著總編兼記者的事。他還是文學征途上虔誠的跋涉者，在百忙之中擠出時間從事文學創作，有兩篇頗有分量的報告文學以夷夫為筆名發表在當時中共在香港出版的《群眾》雜志上，其中一篇揭露國民黨括蒼綏靖辦事處主任吳萬玉在楠溪“清鄉”的血腥惡行，引起較大反響。他一手毛筆字秀麗渾厚，下筆千言，文章一氣呵成。冬天山上寒冷，晚上他要寫作，就向村民借來一只泥盆或一個破缸頭，放入木炭，生火取暖。鄭伯永長期在浙南山區工作，知曉地方上的事；常年生活在老百姓中間，了解民間疾苦，這都是他文學創作的源泉。他與干部、戰士、學生、士紳、商人以及國民黨各鄉（鎮）長、保長有密切接觸，因此他腦子里活躍著社會上各種人物的形象。他的作品風格樸實清新，語言雅俗共賞，善用群眾口語。

新中國成立后，溫州地區百廢待興，時任溫州地委宣傳部部長兼《浙南日報》社長的鄭伯永、為了建設和繁榮溫州的宣傳和文藝事業，披星戴月，殫精竭慮。同時，新社會的一切激蕩著他心底的創作熱情，他計劃把浙南革命根據地的人民生活和斗爭經歷用文學形式反映出來，1951年，他創作了短篇小說《染血遺書》《我的舅媽》等，在《人民文學》發表。

1953年5月，鄭伯永主動放棄一切行政職務，調到在上海的中國作家協會華東分會，從事專業文學創作，成為全國為數不多的有著革命斗爭經驗的專業作家。

無痕的豐碑：《十五貫》

在中國作家協會華東分會的兩年里，鄭伯永集中精力從事文學創作。

要寫的題材實在太多，而浙南革命根據地火熱的斗爭生活和那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最是時刻呼喚著他的心靈，豐富生動的革命故事和許多人物形象，潮水般涌上他的心頭，浮現在他的眼前。他日以繼夜，筆耕不輟，把寫作看成了一項新的戰斗任務。大約一年后，他寫出了《高振友》《我的舅媽》等中短篇小說，都是反映游擊生活的。后來結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其中反映游擊隊戰斗故事的《高振友》等短篇小說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反響。

今天重讀鄭伯永的文學作品，我們可以體會到那些洋溢著泥土芬芳的文字，真實而細致地描述了浙南農民向往革命的淳樸感情，以及革命者在敵人統治區秘密工作的驚險，不由欽佩他的文學才華。

1955年，因工作需要，鄭伯永調回浙江，在省委文教部擔任文藝處長兼省文聯秘書長。他是個責任心、事業心很強的人，回到浙江工作后，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牽頭創辦了文學月刊《東海》，主持召開全省文學青年創作會議，創建東海文藝出版社，吸引和團結了一批省內外作家，培養和扶植了青年作者，出版了許多反映抗日和解放戰爭的文學作品，開創了浙江省文學工作的新局面。

這一年的11月，時任浙江省委宣傳部(后改文教部)副部長兼文化局長的黃源，決定組織力量改編《十五貫》。黃源原名黃河清，作家、編輯家、翻譯家，對鄭伯永很是賞識，就把他作為自己的副手。黃源曾說：“要改編《十五貫》，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鄭伯永。”于是，黃源、鄭伯永分別擔任“《十五貫》整理小組”正、副組長。

《十五貫》又名《雙熊記》，是清初戲曲作家朱?（朱素臣）的傳奇作品，昆劇代表作, 該劇用熊氏兄弟各遭冤案、雙雙被判死刑的故事，揭露批判了主觀臆斷和循規蹈矩的官僚作風、歌頌實事求是的精神。鄭伯永與黃源等人商議改寫《十五貫》的主題思想和改編方案，認為要保留原作中的積極因素，而故事情節要進行刪減，需改“雙線”為“單線”，把全劇定為“鼠禍”“受嫌”“被冤”“判斬”“見都”“疑鼠”“訪鼠”“審鼠”等八出。改編方案確立后，鄭伯永作為具體工作的執行者與組織聯絡者，和劇作家、演職人員一起合作奮戰，他們邊改編、邊彩排、邊修改，反復打磨，精益求精，讓嶄新的《十五貫》主題更加鮮明突出，情節更加離奇曲折，表演更加精彩詼諧，唱腔更加優美婉約。

1956年，《十五貫》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公演后，獲得巨大成功，形成了“滿城爭說《十五貫》”的盛況，還進了中南海，《人民日報》發表《從“一出戲救活一個劇種”談起》的社論，使昆曲這一瀕臨絕境的古老藝術又重獲新生；因為它的成功，還使得大量傳統劇目回歸舞臺，戲劇演出市場得以復蘇。

作家汪曾祺曾說，整理傳統戲最成功的一部是昆劇《十五貫》，“它所達到的水平，比《將相和》《楊門女將》更高一些，因為它寫了況鐘這樣一個人物，寫得那樣具體，那樣豐富，不帶一點概念化和主題先行的痕跡。”1998年10月，鄭伯永去世37年后，黃源在紀念鄭伯永的文章中寫道：“《十五貫》的改編成功，歸功于鄭伯永同志。”

令人惋惜的是，牽頭改編整理《十五貫》成為鄭伯永文藝創作生涯中最后的豐碑。1957年，在“反右”的風暴中，鄭伯永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并被誣為“浙江文藝界的右派主將”，下放原籍樂清縣農村監督勞動，干起耕田、養豬等重活。遭受了迫害與折磨，他貧病交迫，因肝病于1961年5月辭世，年僅42歲。據說，他在災難的歲月中，把一部寫了40萬字還未修改完成的、反映浙南革命斗爭史的長篇小說《太陽初升》書稿付之一炬。

1979年2月，鄭伯永得到平反。同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說集《我的“舅媽”》，作為對他的紀念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