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恩”字，稍有良知者必都會油然心動。自然聯想到人生境遇中有益于己的他人之賜之助之善舉。大者拯救生命于水火，濟以錢帛解燃眉之急，以正義行動使己轉危為安，等等都是。令受惠者感恩莫名，乃至終生不忘，縱然有所回報仍覺難達之萬一。至于忘恩負義、恩將仇報之類，自為正義人士所不齒，所謂“小人”者恐亦為此類中之一種表現。

而我題目中之所指，從表面上看似乎沒有那么重大，或則少為人所知而近于無形，在施予方主觀上并無特別意圖，在接受方感覺是“潤物細無聲”的真誠與溫暖。在我本人的大半生中，有幸經遇過他人給予的難忘的“良性感覺”，尤其是在我成長期的青少年時期，在故鄉解放區，有幾個人、幾件事，給我的感覺堪稱刻骨銘心。

我永遠忘不了那只穩穩托住我的大手——

那是上世紀中期解放戰爭時期，大約是1946年12月吧，北平發生了美軍強暴北大女學生沈崇的事件，這件事也牽動了解放區人民的心。我們同仇敵愾，舉行各種活動進行聲援，與國統區的抗議聲浪遙相呼應。記得那天風沙大作，我所在的九里鎮完小的師生一早就集合了隊伍，高呼口號，在各村中游行，然后直奔縣城，在城東門外河灘上舉行萬人大會，聲討美蔣，鼓動士氣，軍民以更大的力度投入人民解放戰爭。我作為小學生的代表，上臺演講，那臺子是臨時搭建的，其實就是在靠河堤處搭了兩張大八仙桌。當時我具體講了些啥今天已忘記了，無非是滿懷激情地聲討、控訴、支援、鼓動，落點是美蔣的陰謀行動一定破產，我們一定會取得最后勝利。

講完了話，我當即從八仙桌上跳下，卻未料到有一只大手托了我一把，使我穩穩地落地，我定睛一看，原來是一位三四十歲的“大男人”，一位穿軍裝的首長（我在小時候，看任何比我歲數大的人，都覺得人家“老”了），腰扎的寬皮帶上挎著“擼子”（手槍），面帶誠摯的笑意對我說：“小同學，講的很好！”我覺得自己肯定是臉紅了。這時帶隊的女老師告訴我：“這是軍分區孫司令員。”（其時膠東北海分區地委、專署、軍分區的均駐我縣）我一時不知所措，只是“哦哦”地說不出話來，更不知與首長握手什么的（因為這是我有生以來遇到的“大官”之一啊）。但孫司令員并不介意，他接著又對我說了一番話，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這樣兩句：“成長要從少年時代開始，奮發努力才能成為有用的人才！”在我們整隊回返的途中，女老師還和校長重敘著司令員的這兩句話，她感慨地說：“有人說我們的軍隊中都是大老粗，才不是呢。”

然而，也僅就這一次，我再也沒有和孫司令員見過面。如果說是緣分，也僅只是一面之緣，或者只是“寥寥數語之緣”。但就這一面，這寥寥數語，卻使我受用不淺，隨后在我身上產生了很大的動力。

在這以后，戰爭形勢繼續發展，在我們膠東也曾一度惡化，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沒有聽到孫司令員的消息，但我心中始終記念著他，偶爾聽大人們說他已調至野戰軍工作，戎馬倥傯，自然是不可能有機會見面。直到四年之后，我在某軍區司令部機要處任譯電員，有一次在收譯一份朝鮮戰場第五次戰役戰況的電報中，得悉他任志愿軍81師師長，率領所屬部隊于完成既定任務后，邊撤邊打，又殲滅敵軍數千人，然后完整歸建，受到志司嘉獎，他本人也破格地記功（因為我軍高級將領一般情況下是不記功的）。我看后無語，卻由衷的高興，特別特別的高興，深深感念中的高興——他是師長，也是我成長中的“師長”啊。

隨后又是若干年、若干年，又沒聽到他的消息，直到前幾年，有一次與一位相對年輕的同志一起出差乘火車去外地，聽說他手機玩得極熟，我請他“搜”一下關于孫端夫將軍的訊息，結果得知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即已逝世。我聽后愕然，凝然，歲月何其冷峻！

但作為我精神上終生受益的師長，在我心中并沒有因此而逝去。

另一位終生忘不了的人相識與孫司令員大致同時，他就是時任膠東北海軍分區政委兼北海地委書記的劉坦同志。1946年秋，蔣軍第八軍李彌部由膠濟線中段的濰縣出動，向我膠東解放區腹地進犯，于連續侵占昌邑、沙河、掖縣之后，仍有覬覦龍口等地之勢。為應對新的事態，軍分區及所屬部隊向接近前線地區移動——由縣城轉移至西南方向的九里鎮。其時我正在九里鎮完小讀六年級，為了配合形勢宣傳，我們師生排練了小型話劇等節目。記得是一個星期天，我們正在加班排練，劉政委事前沒打招呼就突然來了，李校長忙不迭地請他坐下，他含笑謝絕，自管站著靜靜地看。等我們排練一遍之后，李校長（兼臨時導演）征求他的意見，他才與校長小聲說了幾句，然后客氣地走了。這時校長才對我們說，原來劉政委見扮演被抓壯丁的“老農”那位同學氣色不太好，估計身體較弱，要我們注意他不要太累，扮演蔣軍連長的演員對他喝叱也別太兇，防止嚇著他。我聽了覺得劉政委心特細，連這樣的小地方都想到了。

也就是過了兩三天，我從學校后操場小門進校，正碰見劉政委在操場上踱步，身后好像是警衛員在一定的距離跟隨著。他一看到我，便主動叫我的名字，我一驚，站住了，政委這才說：“聽你們校長說你特別愛看報紙，我那里報紙比較多，如果你愿意的話，課間可以到我那里去看。”我不好意思地猶豫著：“那方便嗎？”他說：“有啥不方便的，只要不妨礙你的課程。”這時我才料到必是校長告訴了他我的名字。

次日下午只有一堂課，我下決心去劉政委那里看報，但其實內心還是有點忐忑。他的辦公處就在操場小北門的對面，是一家人在天津的富戶，村里臨時借用這家的部分房屋駐軍之用。我向大門左首的耳房（類似傳達室）的一位通訊員說明來意，他態度溫和地告訴我政委在第三進西間辦公。我進去一看，首長正盤腿坐在炕上，好像在批閱文件，一見我來了，很熱情地讓我坐在他的對面，中間是一個挺大的炕桌，看來他早已把一摞報紙準備好了，我規規矩矩地坐下來翻看，彼此好像心照不宣似的各不相擾。

就這樣去看了有兩三次吧，但有一天，我抽報紙時越是小心越出紕漏，報紙的角兒竟帶倒了桌上的墨水瓶，鋼筆水立即灑出……我當時心情緊張手忙腳亂可想而知。正無措之際，劉政委一面連連說著“沒事兒，沒關系”，一面拿抹布擦著墨水，然后又用廢舊報紙擦拭干凈。但他顯然擔心我有顧慮日后再不好意思來了，又反復叮囑我：“日后照常來啊。”我雖然點頭答應，此后卻真的不好意思來了。

然而，人雖未來，心里頭的反思和感念久久縈懷。表面上的一樁小事，幾個動作、幾句話，數十年間揮之不去的影像，這就是我經歷的戰爭年代的領導干部，黨政軍的首長，對一名普通小學生，平易、平和、平等，愛心、愛護、愛之甚切，不只是講大道理，更是用細致入微的行動；注意到基層群眾演劇活動中演員的身體，關注一個酷愛看報求知若渴的學生；沒有壁壘森嚴的警戒，儼若親人似的對坐心心交融。成長中的我，感受到的是慈愛、溫暖，無盡的感激，抑制著淚水，內心奔騰的熱流，最后是積聚起信仰的因子，凝結成回報與獻身的精神，這樣的一些人代表的主義和精神，為之奮斗乃至獻身：值！！！

與孫司令員一樣，就這么一段際遇，隨后由于戰爭的變換，萊蕪戰役之后，蔣軍為了收縮戰線，自侵占的掖縣、昌邑等地后撤，局勢出現暫時的和緩，軍分區機關和部隊又回到縣城附近駐地，自那以后，再也沒有與劉坦同志見過面。

全國解放前，他升任膠東行署主任，這是戰爭年代解放區的一級機構，介于大的解放區和分區之間，黨政軍分別稱為區黨委、行署和軍區，大致類似副省級機構，全國解放后五十年代初期即告撤銷。劉坦同志在全國解放前后調南方工作，“文革”中受到嚴重迫害和極度摧殘，“四人幫”倒臺后不久即與世長辭，至今已過去三十余年矣。

以下我要說的是同時期的本縣縣長王佐群同志。在戰爭時期，我與王縣長有過幾次接觸。他總是穿著一套解放區本地生產和制作的灰粗布干部服，通身上下連帽子都是挺括整齊的。他面色有些黝黑，但身材精干、步履輕快，仿佛時刻都在行動中。平時他的話語并不多，更不啰嗦。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有一次他和縣教育科李科長來我們完小，好像是視察吧，我們李校長把我叫過去，向二位領導介紹：最近全縣高小畢業生會考，我名列前茅啥的。王縣長看了我一眼，態度既不熱情，也不冷漠，只是很平常地說了兩個字：“可以”。但我覺得已經很“可以”了。一縣之長，現在不講了，在舊時代那是“縣太爺”呀，對一個毛孩子的評價能說個“可以”還要咋的？后來事情的發展證明他對我的印象其實很深的。

1947年春節剛過，全縣召開主要是由青壯年參加的反蔣保田大會，我們的李校長為表現先進積極，帶領高年級的五六名積極分子也被破格允許參加了，去往十多里外的南鄉城鎮。大會由縣委書記張竹生同志主持，但在會上沒見到佐群縣長，經過幾天的動員講話，由蔣占區掖縣的受害者聲淚俱下進行控訴，張書記站在大方桌上號召青壯年踴躍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前線英勇殺敵，為受害的父老鄉親報仇！……這時，我們的李校長鄭重地問我：“石恒基，敢不敢帶頭參軍？”我當即回答：“敢！”話音未落，早已站起身來，一溜煙兒地就往土臺子上跑去。那時我剛十二歲，雖說個頭比一般孩子躥得快些，現在估計也就一米六吧，我在臺前揮舞拳頭，大聲地喊：“大哥哥們，趕快參軍呀，上前線打老蔣呀！”隨后，“大哥哥”們陸續“咚咚咚”地跑了上來，再過了一會兒，這些山東大漢們將我擠到了后邊，遮蔽了我的視線……

最后，這些自愿參軍的人們分別乘上幾輛破舊的日式卡車奔赴縣城。在過“兵檢處”這一關時情況并不理想，人家還是因為我年齡太小，安撫我：“過兩年再來”。我正與他們爭辯，一看我所熟悉的王縣長過來了，原來他沒在大會上，可能是在縣里主持工作，他似乎已經聽到了，便開門見山地對我講：“過兩年再參軍也不晚。”我急著說：“晚啦，仗也打完了。”他說：“打不完，再說上前線那還不容易，機會有的是。”我覺得他話里有話，反正是被他勸回去了。

果然，也就是三個月后吧（當時我已參加了試建期處于秘密狀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有一天，在學校接到縣里指令：全縣支前大軍即將出發，決定以青年團員為骨干組成“少年兒童宣傳隊”，隨支前大軍開赴魯中前線，云云。我敏感地意識到：這多半是王縣長提的名，看來他說話是講信用的。對于此行，我自然是喜出望外。

我縣支前大軍一路西南方向，穿過膠東數縣，越過了膠濟鐵路，逐步接近魯中前線。在這當中，我很少見到王縣長，他是總領隊、總指揮，上千的擔架，膠輪大、小車，人和騾馬，肩上的擔子不輕，偶爾見到他，我知道盡量不要去打擾他，整天就是跟宣傳隊的小伙伴為支前隊伍唱歌、演活報劇，逗他們樂也是好的。最忘不了的是一天傍晚在昌邑縣南部的一個村莊宿營，這里剛被蔣軍和還鄉團洗劫過，空氣中還彌漫著血腥味。村干部中只剩下一位“財糧”與我們事務長打交道，看來連鋪草都很困難。這時，王縣長突然出現了，他徑直來到我們少兒宣傳隊的大屋子里，連看也沒看我一眼，只伸手一摸薄薄的一層鋪草，一皺眉頭說：“這哪兒行！孩子們還是長身體的時候，弄壞了咋辦？”事務長正要申明理由，縣長一揮手：“情況我聽說了，咱們不是還有些錢嗎？再想法買一些，走以前把鋪草也還給人家，我想就沒問題了。”果然，這個辦法很奏效，新鮮的麥草鋪上去，厚度增加了兩倍。

雖然白天行軍很累，但當晚我還是難以入睡，我在想我們的“一縣之長”他這時睡著了嗎。一路之上，雖沒說上幾句話，但他的心完全用在他人身上：想后代人所想，盡量滿足后生的正當愿望，心疼離家千里的“孩子們”，真是情如己子，想著，聞著麥草的清香氣息，我才漸漸地入睡了……

孟良崮戰役之后，已漸入夏季，我華東野戰軍好像又在醞釀著新的大戰、惡戰（后來才知道是南麻、臨朐戰役），王縣長與帶隊領導商定：鑒于雨季即將到來，他們決定先遣支前大軍中的老弱病殘和“少兒宣傳隊”返鄉，以應對新的戰役更加艱難的形勢。

誰知我們返鄉兩個月后，蔣軍對膠東腹地空前瘋狂的進攻開始，我縣終于淪入敵手，鄉親們度過了血腥的七十二天。至于整個支前大軍何時回故鄉，我一直未獲準確消息。

直至我正式參軍后，很長時間也未得王縣長的真確情況，更談不到與他見面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四人幫”倒臺之后形勢比較穩定，我才聽說佐群同志早已南下在上海工作，我當即致函我的老朋友、上海詩人寧宇兄代為打聽，他回信說佐群同志曾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現在已經離休居家，目前身體不是太好……八十年代初，我與妻子赴上海和蘇、杭等地旅游，去看“老縣長”也是此行的重要目的。

仍是由寧宇兄引路，來到上海舊市區的一處舊居宅，幸運地見到了三十多年未見的老縣長，他由于身體欠佳，一直半臥在被子上與我們敘話。他還能叫得上我原來的名字，并問：“什么時候改了名？”我告訴他：“是中間上了大學畢業以后，把用的筆名改為真名。”過了一會兒他又問：“我記得你眉頭上有一顆藍痣，怎么沒啦？”我說：“早就拉掉了，是在左眉上，有人說藍色的痣不好，就拉了。”我接著又提起當年的一些事情，他立馬做出反應：“我這人就只能是做些服務型的工作，服務，還是服務。”最后，他忽然想起了一件重要事情，提高了聲調：“我當時決定先叫你們返回，本來是為了保護你們的安全，可沒想到敵人推進得那么快，結果反而把你們推到火坑里，真是對不住，當時還不如留在前方，人多總能護著你們……”

想不到事過這么多年，老縣長還在想這一層，叫我說啥好呢。

最后，他舒了一口氣說：“還好，總算沒出什么事兒。”

我告別他回去后，彼此只通過一封信。終于有一天，又是寧宇兄來信說“佐群同志病逝了”。

他走了，一個生前總是想著、關切別人的人，就連本心出于保護卻未料到事與愿違，過了許多年還心存歉疚，還覺得“對不住”那些后生們。這就不僅是一般的“服務”之心，而簡直就是生為他人——以心系他人安危為使命。一個很少扯閑話的人（也許少了些幽默），但一句有關我本人逗趣的話，至少我聽他說過兩次：“那個眉頭上有顆藍痣的小孩”，至今音猶在耳。

到我老了的時候，便更想起他和他們來。因為他，因為有像他那樣的一些人，我才更慶幸能夠生長在血與火的年代，能夠有幸接受到那么多“良性感覺”。也許他們的性格各有特點，但有一點我覺得是共同的，這就是：堅定的信念，忘我的精神，淳樸的作風，再加上豐美的人性。而信仰與人性的自然融合，使之更覺可親，更富有感染力。

良性的感覺就是恩：表面上的一件件小事，對“有心人”而言卻是情撼肺腑的大恩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