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有一次，我到成都西西弗書店去領《華西都市報》和封面新聞給我頒的“名人堂·2017年度作家”獎，去那個書店要穿越熱鬧的春熙路。當我穿過美人、美食、美店等諸多繁華的場景，然后抵達書店——一個清涼世界，像人間的仙境——的確不易。我感覺我是穿過紛繁的人世抵達那個天堂的。那是一個象征。既是文學本身的，也是我們每個個體的。西西弗是古希臘的一個神話。在古希臘神話里，西西弗得罪了諸神，諸神罰他將巨石推到山頂。然而，每當他用盡全力，將巨石推近山頂時，巨石就會從山上滾到山底。西西弗只好重新推巨石上山，日復一日，陷入了永無止息的苦役。法國作家、“存在主義”文學大師阿爾貝·加繆以此寫了一篇文章《西西弗的神話》，在加繆的筆下，西西弗是一位荒誕的英雄。西西弗擁有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是一個注定要與失敗的命運抗爭的人。他清楚地知道，無數次的勝利其實是無數次的失敗，但這只激起了他內心對命運的輕蔑，“沒有輕蔑克服不了的命運”，他的行動就是要帶著這種破裂去生活，就是對荒謬的反抗。我們制造精神產品（如果算是）——就是企圖把我們破裂的生活縫補起來。在那個時刻，在成都春熙路群光廣場地下二層西西弗書店的那個點上，希臘的神話、法國的加繆、西西弗式的荒謬，匯聚成了一個閃爍著光芒的時刻。那令我無比激動。它使我深知，文學其實就是由這種象征或者隱喻組成的。

但即使在如此珠光寶氣的街區，我們稍一留心，就會發現仍有荒涼。甚至可以說，荒涼無處不在。他不僅存在于我們眼目所能看見的地方，更多地存在于人心之中。展示人世內心的荒涼地帶，正是文學的使命之一。

我的一些小說反映的正是這樣一個地帶。這不僅是故事發生場域的荒涼，還有其中的時代、其中的人和人性的某些部分。

我一直在邊地寫作，處于文學的邊緣，沒人關注，很少有可交流之人。這是一種我自認為很好的狀態。記得2006年，《八千湘女上天山》出版后，我在接受一位詩人的訪談時，就說過一句話：“我站在表達的中心。”一個作家首都的建立，就在他表達的那一刻。我如果沒有這樣的認識，也就不會有《白山》。我自認為這是一部盡可能摒棄了功利因素寫作的作品，歷經波折，卻絕對值得。

很多年來，我都處于一種隱居的狀態。作者永遠位于寫作、位于作品之后。站在作品后面，作家與作品的關系就是這樣。如果遇到的讀者說，“哦，你原來是某某作品的作者”，這應是最大的褒獎。作家是為讀者寫作的，讀者才是作品最好的評判者。作家是用自己的作品與讀者對話、交談，也是因為讀者，作家和他創作的作品才有了存在的理由。所以，作家要相信讀者，不能去迎合，不能降低讀者的趣味。但有大量的文字試圖把讀者的品位引向低俗，所以真正的、有良知的寫作者，有時候必須成為戰士，也即“文人與戰士的同體”，來抵御那樣的文字。

一個作家傾其一生，可能就是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試圖認識我生活的這個世界，特別是其中與我的父輩、還可能與我的后輩有關的那一部分——因為這涉及他們的未來。也許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寫自傳，寫家族史。比如我的拙作《白山》里就有我自身的影子。不僅凌五斗、柳文東、凌老四，甚至其他的人身上都有。因為我想通過自身或家族的經歷，來反映我們身處的時代。

我是一個笨拙的寫作者，不知投機取巧，沒有多少文學才華，加之在大巴山區的山鄉長大，沒有接受過什么文學的養分，直到二十來歲，我對文學的認識和了解還是極其膚淺的。但我在文學寫作上是“一根筋”，很難向自己妥協。我是個一條道走到黑的人，不上長城非好漢，不到黃河心不死，很多時候我會因此把自己逼到背水一戰的境地。無論從事什么職業，無論身處何地，我想得最多的是“文學”。好在文學是可以通過自我教育來提高的。我學習的方式一是讀書，二是旅行。負書而行是我的習慣。只要帶著書，就可以把任何旅途走完，只要能夠去行走，心里就對人生有底。所以我從軍藝文學系畢業后，回到了我當兵服役的新疆，并去了帕米爾邊防。我走遍了帕米爾高原的每一條山谷。在那里，我讀到了中世紀波斯詩人薩迪的一句話，他說，假設一個人能活90歲，他應該用30年來生活，30年來旅行，用最后30年來寫作。我深受啟發，1998年，我利用去邊境采訪的機會，走遍了西北近八千公里邊防一線——對自己喜愛的地方，之后又多次前往——這包括白哈巴、阿拉山口、波馬、帕米爾高原、喀喇昆侖山脈腹地、阿里高原。2000年后，我利用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采訪之機，去了兵團絕大多數農業師和墾區。其后，我又自費背包走遍了新疆腹地、云南、川西和藏北，生活和大地的教育使我受益匪淺，獲得了大量的創作素材，同時，也提高了我對生活的理解、對人的生存境況的了解、對一個邊遠地區的認識，從而擁有了一個自己的文學場域。還有一點，它使我能背對文壇，無緣文學的熱鬧與喧囂，使我相信“墨水的誠實甚于熱血”（布羅茨基）。所謂“墨水的誠實”也就是你所認識到的生活的本質。至此，我才覺得自己有了成為一個寫作者的最基本的條件。

對一些人來說，文學可能就是這個世界的點綴，或是一種尚可利用的工具，但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文學大于一切。所以，我理解的文學是超越職業的，是為普通人寫的史詩，是人類的秘史，是一項嚴肅的精神生產活動。既然如此，不管自己的寫作能達到什么程度，寫作的標桿必須是經典、優秀文學這個背景。因此，我理解的文學，是曹雪芹的《紅樓夢》、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肖霍洛夫的《靜靜的頓河》、諾曼梅勒《裸者與死者》那樣的文學，而非其它。

我希望寫出一部向上述作品致敬的文字。無論是我在帕米爾高原工作的三年多，還有多次到阿里和喀喇昆山采訪、采風的經歷，那些漫長的游歷，我自身的閱讀和文學教育，都是在為此做準備。有些東西的確是我的軍旅體驗，但其實是一個人——一個微小的生命個體對世界的感受。所以，并不代表我廁身某個行業，寫的是與自己職業有關的生活，我寫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因為我們要表達的生活只有高于其本身，揭示一種生活的普遍性——比如說《白山》中關于謊言的寓言，才具有文學的意義。

一個小說家無論寫哪個年代的作品，其實都是對現實的呼應。“個人的命運體現在千百萬人身上，千百萬人的命運集中在個人身上。”作家就是千百萬人命運的承受者。

我是半個文人，一個士兵。其實，無論是作為文人也好，士兵也罷，二者在我身上已為一體。我會更珍惜筆下“誠實的墨水”，不去浪費一滴。

2018.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