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

著作：羅仲鼎、陳士彪選注《朱彝尊詩詞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附有二氏所編《朱彝尊年譜》。

論文：屈興國、袁李來《朱彝尊詞學平議》（《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躍進《朱彝尊〈桂殿秋〉賞析》（《名作欣賞》第2期）。

按：羅、陳二氏所選詩、詞凡176首（其中詩110題129首，包括集外詩16首；詞47首）。同上揭王鎮遠所選相較，選詞總數基本持平，而所選詩則是王氏的一倍；詩同者僅20題（20首），僅占所選總數的九分之一強；詞同者則有25首，占所選總數的二分之一強。可見，在當代選家目中，朱彝尊的詞作評價較其詩作更為固定。羅、陳二氏還能注意利用清代楊謙等人的注本，選擇范圍也能顧及集外詩，也是不同于王氏的地方。屈興國、袁李來首先考察了朱氏詞作，指出未刊本《眉匠詞》透露了朱氏短調學“云間”，長調學姜夔、張炎的創作軌跡；《江湖載酒集》的懷古詞，具有詞史的作用；《靜志居琴趣》開創了敘事詞的新域；《茶煙閣體物集》《蕃錦集》，不乏佳作與巧思，卻少了現實意義。朱氏論詞，高倡“醇雅”之說，其核心在于技法，與內容無涉；在統治者默認與后學發揚之下，風行天下，屬于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

1990年

論文：盧仁龍《〈經義考〉綜論》（《社會科學戰線》第2期）；裴世俊《清初錢朱同路及其他》（《蘇州大學學報》第3期）；吳梁《經學目錄巨著——〈經義考〉》（《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4期）。

按：本年三篇論文，有兩篇都是全面介紹《經義考》的，其中盧仁龍的介紹更為細致。盧氏從經學目錄的源流談起，指出《經義考》具有內容廣泛、綜錄古今、甄別存亡、考證精詳的優點，為《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等大型書目的編撰，提供了資源與范式；朱氏以其博雅精勤，“使這一匪夷所思的工作，達到了相當完備的程度”。但以個人之力通考兩千年經義之作，難免會出現收羅失當、存佚失考、考證或失等不足之處。錢謙益、朱彝尊俱為清初大家，號稱文宗，錢氏主動降清，復有抗清之舉；朱氏早歲奔走抗清，后來應征鴻博，出仕清廷：二人出處，可謂同中有異。裴世俊通過分析朱彝尊對錢謙益的態度，尤其是《明詩綜》對《列朝詩集》的“補闕”作用，剖析朱彝尊仕清前后的作為與心態，意在“說明事實和真相”，其實對朱氏出仕，不無微詞，頗有貶義。

1991年

著作：葉元章、鐘夏《朱彝尊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論文：[美]卡羅爾·羅森塔爾《朱彝尊及其詞學》（喬治·華盛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朱則杰《〈曝書亭集〉古文系年考》（《浙江大學學報》第1期）；葉元章《朱彝尊曾參預抗清活動考》（《寧波大學學報》第1期）；蔡瑱琪《從目錄學角度看〈經義考〉》（《津圖學刊》第3期）；汪涌豪《時代新潮激蕩下的弘通文學觀——朱彝尊論唐宋詩歌遺產》（《復旦學報》第6期）。

按：《朱彝尊選集》是具有代表性的朱氏作品選注著作。該書選賦1首、詩152首、詞108首、曲10首、文30首，凡301首，數量與范圍均超過前此數種選本。在體例上，“注釋”之外，復有節錄前人評論的“評箋”，信息含量更大。前言中對朱氏生平與成就之述評，全面而客觀，不乏精到之見。朱彝尊的文學與學術成就，同樣引起美國學術界的注意，卡羅爾的學位論文，應該是較早的一篇。該文介紹了朱彝尊的身世背景與詩學歷程，并在翻譯、解讀典型詞作的基礎上，重點分析了朱氏的懷古詞、愛情詞、詠物詞等不同類型的詞作所具有的藝術成就，以及朱氏編選《詞綜》的旨趣所在。朱彝尊晚年手定其詩文集，除詩系編年之外，其他各體文章，一般都不署寫作年月，后世在編撰年譜、探尋其思想流變時，頗感不易。朱則杰對其三十篇古文之寫作時間，進行了考定，其實是疏通研究道路的基礎性工作。作為前明顯宦之后，朱彝尊是否曾參預抗清？這是一個曾令人困惑的問題。葉元章通過考察朱彝尊的家世背景、受學歷程，以及詩文中隱約透露出的消息，結合其生平事行，指出朱彝尊參預抗清乃確鑿無疑之事實。葉氏此文的考辨，同時也是《朱彝尊選集》前言的重要組成部分。蔡瑱琪論文實屬介紹性質，指出《經義考》為經學專科目錄的代表作。汪涌豪指出，朱彝尊既宗尚唐詩，風格多以唐人為歸；也取法宋詩，對宋詩的批評乃在于匡救時弊，正本清源；朱氏文學觀念因此較為宏通。本年度的幾篇論文，分別關注朱彝尊的詞學、古文、事行、目錄學與文學，表明學界對朱彝尊的研究，在選題上呈不斷拓展之趨勢。

1992年

著作：吳政上《經義考索引》（臺北：漢學研究中心）。

論文：朱則杰《〈曝書亭集〉辨正》（《浙江大學學報》第2期）；汪涌豪《朱彝尊詩歌批評特色論》（《殷都學刊》第3期）；吳梁《朱彝尊著述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4期）；張一民《朱彝尊與曝書亭藏書》（《圖書館》第5期）。

按：《經義考》部帙較大（實存二百九十七卷），查檢不易。羅振玉曾編有《經義考目錄》，僅摘其綱目而成，未能稱便。有鑒于此，吳政上利用電腦技術，采擇該著不同版本信息（包括四部備要本、馬曰琯補刻本、浙江書局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編制了詳盡的索引，其貢獻不言而喻。同時，吳政上在序言中備述朱彝尊的學術貢獻、《經義考》的學術前承與特點；附錄二《經義考版本異文校記》，對上述五種版本之間的異文情況作了忠實記錄，從而為學界提供了更多的學術信息，有利于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在朱彝尊著述之文本細讀與辨正方面，朱則杰用力頗深，繼考定部分古文系年之后，此文復對朱氏本集詩文24首之作年或涉及之事實加以辨析，用以糾正朱氏本人手誤。汪涌豪論文旨在發明朱彝尊詩歌批評之特色，認為其特色表現在反對以門戶、官爵取人，務求客觀持平等方面，而取徑于分析時代、追原作意，以把握真實涵義。《明詩綜》的編選，即體現出朱彝尊客觀公允的批評態度與知人論世的批評原則。吳梁首次對朱彝尊著述情況進行了考察，所論涉及二十余種，撮要介紹了卷數、版本、內容及流傳情況。朱彝尊藏書高達八萬卷，與其文學創作、學術研究活動關系至切，張一民首先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初步考察了朱氏藏書之來源并討論了其藏書與讀書治學的關系。

1993年

著作：朱則杰《朱彝尊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8月）。

論文：朱則杰《論朱彝尊的文學思想》（《浙江大學學報》第1期）；朱則杰《朱彝尊學術貢獻述評》（《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第2期）；曹保合《論朱彝尊的醇雅詞論》（《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又《松遼學刊》，均第2期）；鐘賢培《雄州山色入詩情——朱彝尊〈雄州歌〉賞析》（《嶺南文史》第2期）；鄧紅梅《朱彝尊的愛情詞說》（《文史哲》第5期）。

按：在大陸學界，《朱彝尊研究》是第一部介紹與研究朱氏生平、文學成就與學術貢獻的專著，也是作者十余年來研究朱氏成果的匯集。該著上編屬理論研究，凡七章，分別探討朱氏在文學創作與理論、學術研究等方面的成就，贊同前人“勝朝數學人，終首朱錫鬯”之評論；下編屬資料考證，涉及抗清史實、作品編年與輯佚等；另附錄幾篇外延文章。朱則杰本年發表的兩篇論文，即是該著上編中的兩章內容，正可作為該著全面而精審之研究特色的顯例。曹保合指出朱彝尊懲于明詞之弊而提出醇雅詞論，斥淫哇、抑豪放、崇雅正、偏清空、宗姜夔為其內容；其論引領清詞創作，而失于偏狹。鄧紅梅則以敏感的筆觸解析朱氏詞作，以為朱詞系“用愛欲釀出的一杯濃烈的酒漿”；于是三位主角，三種戀情；而朱氏對女性的態度，除刻骨銘心之“慕悅”外，復有貌似風雅之“賞玩”與香艷涉淫之“狎玩”。其文思之細膩、品評之獨到，一時無雙。

1994年

著作：屈興國、袁李來點校《朱彝尊詞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論文：葉嘉瑩《朱彝尊之愛情詞的美學特質》（連載于《四川大學學報》第1期至第3期。又以《從艷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愛情詞之美學特質》為題，分上下篇發表于臺灣《中外文學》第23卷第7—8期，1994、1995年）；黃忠慎《〈經義考〉所載今存或可考之北宋〈詩〉學要籍述評》（《孔孟月刊》第三十二卷六期，2月）；陳祖武《朱彝尊與〈經義考〉》（《文史》，北京：中華書局，5月）；張宏生《朱彝尊的詠物詞及其對清詞中興的開創作用》（《文學遺產》第6期）；徐志平《〈朱彝尊年譜〉增補續》（《嘉興高等專科學校學報》Z1）；吳梁《朱彝尊與清初史學建設》（《嘉興高等專科學校學報》Z1）。

按：屈、袁二氏所編《朱彝尊詞集》，于前言中號稱“單行足本”，除朱氏本集所載詞作之外，復載朱墨林、馮登府、孫福清、翁之潤、葉德輝等拾補之作，更增入朱氏少作《眉匠詞》抄本，共得詞660首，足稱大觀。至于本年論文，則集中在朱彝尊之詞與其經學、史學之建樹上。就詞而言，葉嘉瑩將朱氏愛情詞作置于艷詞發展的歷時情境中加以審視，通過與蘇詞、辛詞之對比，指出朱詞體現了在禮教束縛之下的掙扎、突破與最終馴服，因對象之特殊而委曲難言，因此千回百轉，而又真誠樸質，具有“弱德之美”，富于葉氏所力倡的“深微幽隱”的美學品質。張宏生把朱氏詠物詞的創作置于清初情境中進行考察，旨在發明朱氏在拓展表現內容、豐富描寫手法方面的貢獻，突出朱氏對比興傳統的有意偏離而回歸抒發個人情思的創新意識，認為朱氏因此對清詞中興有開創之功。葉文婉延曲盡，娓娓鋪敘；張文洞見疊出，轉折有致。黃忠慎以《經義考》為線索，對北宋《詩經》學要籍加以述評，可見朱著在經學上的文獻價值。陳祖武的文章屬介紹性質，但能從學術史的角度審視《經義考》，篇幅雖短而識見精到。徐志平著意于朱氏生平事行，對其年譜有所增補。吳文概略介紹了朱氏史學著述及其貢獻。

1995年

論文：葉嘉瑩《浙西詞派創始人朱彝尊之詞與詞論及其影響》（《中國文化》第1期）；束忱《朱彝尊“揚唐抑宋”說》（《文學遺產》第2期）；張宏生《深切的表現與獨特的格式——朱彝尊的〈靜志居琴趣〉與艷詞的新變》（《中國詩學》第3輯）；汪涌豪《詩歌理想范型的構建——論朱彝尊詩學理論的歷史地位》（《中國詩學》第4輯）；束忱《朱彝尊詩學的文學史內涵》（《中國詩學》第4輯）；[日]谷口匡《關于朱彝尊詩論的一個考察》（清風譯，《長沙水電師院社會科學學報》第4期）；姚大勇《千載石城唱新聲——評朱彝尊〈賣花聲·雨花臺〉》（《中文自修》第4期）。

按：本年度關于朱彝尊研究的重要論文，集中在其詞學與詩學兩大領域。朱彝尊是浙西詞派的創始人。葉嘉瑩就創作與理論兩個方面，對朱氏及浙西詞派在清代詞學與詞風演進中所造成的影響與得失，進行了“較具歷史觀的全面的探討”。葉氏敏銳地指出，朱彝尊不僅學問極為精勤淵博，而且“富于深研和反思之精神”。朱氏主張詞乃不得志時寄情之作，又稱詞宜于宴嬉逸樂，看似矛盾，其實反映了詞的“一體兩面”的美學特質。朱氏詞論與其創作、應征鴻博后的政治地位相激揚，浙西詞派遂由此形成。但在朱氏影響下，浙西詞派的詞作具有形式精美而內容空疏之弊病。《靜志居情趣》專寫情事，而本事撲朔迷離，向稱難讀。張宏生依據楊謙所撰年譜，結合朱氏詩《風懷三百韻》，對《情趣》本事進行了探索，認為其中看似相互矛盾的書寫，其實是補償性的白日夢，是一種高明的寫法。朱彝尊這組聯章詞，抒寫艷情而不低俗，正見其對詞體之推尊與鄙陋詞風之反撥。對朱彝尊“揚唐抑宋”的詩學傾向，束忱結合清初思想實際、詩歌發展歷程與朱彝尊自身的思想基礎、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進行了論析。清初詩壇，南朱北王，但朱彝尊在詩學上的聲名，不如王士禛標舉“神韻”之說，具有聲勢。但是作為“諸體皆工”的一代大家，朱彝尊的詩各體皆備，在詩的題材與功能方面俱有開拓，以文為詩、以說部為詩、以賦為詩、以學問為詩，同清代學術與文學向高層次發展的趨勢是相吻合的。束忱因此對朱氏詩學的特質進行了考察，以揭示其“趨新”意向及詩史意義。與此同時，汪涌豪也關注朱彝尊在中國詩史中的地位，指出朱氏在詩學理論方面，提出主真、倡變、崇學、尚雅四大要求（前兩種對應于內容，后兩種對應于形式）；在詩歌批評上，提出立論持平、不逞偏銳的原則，強調知人論世，不尚虛說；從而為清初詩學理論批評格局與理想的詩歌范型的確立，奠定了基礎。谷口匡著眼于“溫柔敦厚”“不得已”“自得”這三個關鍵詞，對朱彝尊的詩論進行了考察，指出朱氏詩論仍然處于傳統文學觀念的范圍之內。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