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仲游二書

畢仲游二書

【原文】

元祐初[1]，司馬溫公當國[2]，盡改[3]王荊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數，聞朝廷更化，莫不歡然相賀，唯畢仲游一書，究盡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茍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余于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然后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兄子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后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系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托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由抱石而救溺也。”二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予頃修史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為之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為之立傳云。

【注釋】

[1]元祐初：宋哲宗元祐初年。[2]當國：上臺執政。[3]盡改：全部廢除。

【譯文】

宋哲宗元祐初年，司馬光上臺執政，全部廢除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議論新法利害關系的士大夫成百上千，當聽說朝廷更改法度時，無不歡慶相賀，唯有畢仲游在其上書中，對新法的前后利弊作了詳盡的分析。上書中大致這樣說：“過去王安石以振興革弊的語言打動了神宗皇帝，由于擔心國家財力不足，所以凡可以獲得民財的措施無不采用。像散發青苗錢、推行市易法、收取斂役錢、變更鹽法等，都是他所采取的辦法。而振興改作，憂慮國貧之說，則是他能誘惑人的根源。如果不能杜絕他振興改作的說辭，而僅僅是禁止他推行的聚斂民財的措施，這是百說百不行的事。現在要立刻廢除青苗、罷去市易、蠲免役錢、廢除鹽法，把凡認為聚斂財利有害于民的新法，一概廢除，那么向來傾心于推行新法的人必定加以反對。這些反對者，必然不但會說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而且還會探求財政不足之情，申辯財政不足之事，以此來打動當今皇帝之心，即使鐵石心腸之人聽了這些論辯之詞，也會為之感動。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廢除的可以再重來，罷去的可以再復置，蠲免的可再收斂，取消的可重新保持下來。如此說來，怎么能不預先考慮消除財力不足的實際情況呢？當今之策，應當統一整頓天下的財政，深入而詳細地了解財政收入和支出的情況，將各路積聚的錢糧，交由戶部統一掌管，保證國家經費可支付二十年之用。這樣數年之間，財政收入將會十倍于今日。使天子確切知道天下的財物有大量余剩，那么財政不足的議論就不會紛紛上奏朝廷，這樣，過去推行的所謂新法就可永久廢除而不會再有反復的情況了。過去王安石執政時，朝中內外無不是他的支持者。所以他的新法能夠推行。今日要懲改前日的弊端，而皇帝左右的侍從以及任職司使之類的官，十有七八是王安石的黨徒，雖然起用二三個舊臣僚，錄用六七個厚德之人，但在數百官僚中也僅占十幾人，在這種情況下怎么可以廢除新法呢？在形勢不允許的情況下執意要這樣做，那么青苗法雖廢還可以再實行，更何況還沒有廢除呢！市易法雖罷也將會再設置，何況也還未罷去呢！役錢、鹽法也都如此。用這種方式以革除前日新政的弊端，猶如人長久生病而稍有好轉，他的父兄子弟雖可喜形于色，而不敢為此慶賀，因為他的病根仍然在身。”過去蘇東坡在館閣任職時，經常發表議論和文章以規誡、切論時政得失。畢仲游擔心他會因此而災禍臨身，致書告誡他說：“孟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申辯，孔子欲說而無言。古人之所以精心謀劃、周密考慮，未嘗不是明哲保身的做法，以保護、鞏固功名成就和延長壽命。君自入朝廷為官以來，有關自身禍福利害的話從未說過，看上去真像是吝惜自己的語言。但大凡因言語受牽累的，不僅僅是出于口中說的，其他表現于詩歌、賦頌碑銘、序記的也是語言。現在你只擔心出自于口的語言，而不忌諱形諸文字的語言。文章言論中你認為對的就直書其對，受到你肯定者必然高興。你認為錯的就直言其錯，遭到你指責的必然怨憤。高興者對你的主張不能有所幫助，而怨憤者可能敗壞你的事情。天下人議論你的文章，就像議論孫臏用兵、扁鵲行醫一樣為人所指名道姓，即使你的文章中沒有評論是非的言論，但也有述說是非的嫌疑，更何況有的直接評論了是非呢！你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議別人未曾非議過的事情，贊同別人未曾贊同的東西，觸犯了許多忌諱的問題使自己處于險境，這真像抱著石頭去營救溺水的人一樣。”司馬光、蘇軾分別得到以上兩篇文書之后，都有驚惶之感。后來的結果正如畢仲游所預料的那樣。我不久參與編修國史時，看到了畢仲游的文集，閱讀這兩文章時覺得很有見地，因此畢仲游官位雖不顯貴，也為他單獨立傳以揚其言。

【評析】

畢仲游，北宋代州云中（今山西大同）人，生長在官宦之家，24歲登進士第，開始了宦場生涯。畢仲游早年受知于司馬光，也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一員。宋神宗病逝后，年幼的宋哲宗趙煦即位，由高太后垂簾聽政，司馬光等昔日的重臣們又得以重新掌政，于是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舊黨官員個個歡欣鼓舞，而改革派人士如蔡確、章惇、呂惠卿、曾布等人全被貶黜。這時，冷靜的畢仲游寫信給司馬光，闡述了自己的看法，認為不應該高興得太早。果然，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掌握大權。他全面否定元祐更化，大力打擊元祐大臣。畢仲游也被列入“元祐奸黨”，此后患難流離，“甘忍貧賤，百為皆廢”，貧病交集，郁郁而終。從他給司馬光、蘇軾的兩封信中，可以看出畢仲游曉暢世事，并不執拗。《宋史》載，太原銅器名天下，畢仲游在出任河東路刑獄期間一件銅器也沒買，怕人認為他故意賣弄清廉，卸任時買了兩只茶匙。或許在今人看來，他的行為可能有些虛偽，但是比起王安石、司馬光又有可稱道之處。王安石被稱為“拗相公”，蘇軾給他的新法提合理建議，他都毫不理會。而司馬光廢除新法，實在是帶有十余年來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個人仇恨情緒，以至釀成黨爭。蘇軾也曾將自己實踐免役法的好處告訴司馬光，但司馬光一意孤行。蘇軾十分憤慨，怒呼：“司馬牛，司馬牛！”從這兩件事也可看出蘇軾此人“不太會說話”，提出正確的意見卻不能被執政者采納，反而遭受怨恨。這也正是畢仲游勸誡他的。畢仲游為文長于策論，論事明白詳盡，切中情理，不為浮夸誕漫之談。雖然在后人看來，他反對變法的理由和提出的廢除新法后的善后之策幾近迂腐，毫無事實基礎，但是在當時的官員中，也算得上是合格的政治家了。因此作者將其記錄下來，作為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