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曙霱

【作家簡介】見《可番布》。

《戈丹》，嚴紹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出版。

【內(nèi)容提要】何利是北印度柏拉里村的一個貧苦農(nóng)民。他和妻子丹妮婭共生了六個孩子，其中有三個孩子因無錢請醫(yī)生而病夭。活著的三個孩子，老大是個兒子叫戈巴爾16歲，大女兒索娜12歲，小女兒盧巴8歲。他家種了十畝地，七畝地是從大地主萊易那里租來的。何利是個膽小、世故、好面子的人。他害怕地主和富人，也不敢藐視教規(guī)和教禮。他認為：“別人的腳踩在自己身上，只得放聰明點，在那腳底板上抓抓癢”，因此他常去萊易老爺家去巴結(jié)萊易。但丹妮婭卻認為，種地交租沒有必要去討好老爺。

多少年來，何利最美麗的夢想，就是買一頭母牛。母牛可以給家門帶來吉祥、喜慶，牛奶可以給兒女們增添營養(yǎng)，產(chǎn)下來的小牛可以賣個好價錢，給兒女們結(jié)婚。3月的一天何利在去萊易老爺家的路上，遇到臨村的牧牛人鰥夫薄拉。他借口替薄拉說親，得到薄拉的好感，從薄拉那里賒回一頭母牛。母牛牽回家，轟動了全村，何利一家欣喜萬分。誰料想，從此惡運卻紛至沓來。

4月末久旱的天下了一場小雨。佃農(nóng)正準備種稻，萊易老爺卻讓管事通知大家，沒有繳清欠租的一律不許犁田。何利欠了高利貸者300盧比的債，還欠25個盧比的地租，為了保住租地，他無奈向村里最苛刻的高利貸者金古里·辛告貸。金古里·辛早就覬覦何利家的母牛，便乘人之危要強買何利家的母牛。何利一家難以割愛，然而為了田地，何利忍痛說服了妻子準備把母牛賣給金古里·辛。可是就在當天晚上母牛被毒死了，何利一家痛苦萬分。何利懷疑母牛是與他已分家的弟弟希拉毒死的，因為他晚上回家見希拉在牛槽邊站著。為了家門和弟弟的體面，何利不愿把這事張揚出去，可知道內(nèi)情的丹妮婭卻無法忍受，一定要告到警察局去，何利攔不住妻子就大打出手，鬧得整個村子沸沸揚揚。出于妒忌毒死母牛的希拉畏罪逃走了，可這事卻驚動了警察局的巡官。巡官借機敲詐何利，揚言要搜查希拉的家，何利認為這是失面子的大事，在村議事會頭人的逼迫下借高利貸賄賂巡官。這事被丹妮婭當眾揭破了真相。惱羞成怒的巡官，把怒氣泄到幾個頭人身上，本想從中撈取油水的頭人，偷雞不成反蝕米，不得不拿出錢來給巡官以了結(jié)此事。

希拉逃走后，借高利貸繳上地租的何利，為幫弟媳種田耽誤了自己的插秧，結(jié)果收成很不好。

戈巴爾到薄拉家牽牛時，與薄拉守寡的女兒裘妮婭由相識而相愛。對此，何利早有耳聞，但他以為這只是年輕人之間的調(diào)情。沒想到11月里戈巴爾卻把懷有五個月身孕的裘妮婭領(lǐng)回家，自己因又怕又羞離家出走。本來十分生氣的何利夫婦決定將裘妮婭趕出家門，可見到裘妮婭痛哭流涕無依無靠，他倆心軟了，他們頂著坍天之災(zāi)把裘妮婭收留了下來，并好言相慰。收留寡婦被認為是傷風敗俗之事，全村人紛紛指責何利，并開除了何利的教籍。村里頭人決定罰何利100盧比，30滿糧食。何利懼怕失去教籍，不顧妻子的反對，把剛打下來的糧食全部交了出去；又把自家的破房以80個盧比抵押給金古里·辛，用菜籽、小麥和豌豆折了20個盧比，才湊足了100盧比給了長老會，這才恢復(fù)了教籍。

第二年2月，何利家斷了炊，靠感恩的弟媳普妮婭的接濟，何利一家才熬到了雨季。由于雨季卻天旱甘蔗收成不好，何利無錢還債。11月不認女兒的薄拉上門討債，他認為女兒給家里丟了丑，讓何利要么把裘妮婭趕出家門，要么還清賒欠的母牛錢。何利不肯趕走裘妮婭，萬般無奈，只好讓薄拉把兩條耕牛牽走了。

第三年，沒有耕牛的何利播不上種，只好靠給人家?guī)凸ゐb口。婆羅門達塔丁見有機可乘，讓自己的人到何利田里播種，吞去了何利田里一半的收成。

收甘蔗的季節(jié)到了，糖廠的資本家把農(nóng)民還長在地里的甘蔗都收買了下來。何利指望賣掉甘蔗后買一對耕牛，可高利貸者卻紛紛前來逼債。何利剛低聲下氣哀求不讓他開鐮的杜拉梨，又遭蒙格魯老板的責罵，心狠手毒的金古里·辛干脆串通糖廠的出納直接從何利賣甘蔗的錢里連本帶利扣掉95盧比，何利到手的盧比只有25個。才出糖廠的何利又被地主管事諾凱·拉姆攔住，剩下的錢全部落到他的手中。何利一家沒有牛，只得淪為達塔丁的雇工。

第四年，在城里擺小攤做生意掙了錢的戈巴爾回到故鄉(xiāng)，想把裘妮婭接到城里做家務(wù)。掙了錢的戈巴爾，村人都對他另眼相看。他不僅從薄拉家牽回了耕牛，而且把村里的人都吸引到自己的周圍。潑水節(jié)，戈巴爾和村里的年輕人化妝表演，把地主、高利貸者狠狠地嘲弄了一番，得罪了頭人。頭人們遷怒于何利，硬說何利欠租。戈巴爾據(jù)理力爭打退了管事的囂張氣焰。后來戈巴爾與家人發(fā)生了矛盾，便帶上裘妮婭和孩子回城里去了。

這年收獲季節(jié)，低種姓恰瑪爾姑娘西里雅被達塔丁的兒子瑪塔丁占有之后又遺棄了，無處羈身的西里雅得到何利夫婦的同情，丹妮婭收留了她。

戈巴爾回城后，擺攤的地方被人侵占，只得進糖廠做工。后來廠里工人罷工，廠主從外地招來新工人，這樣新老工人發(fā)生沖突，戈巴爾被打傷，無人過問。曾一度怨恨丈夫不體諒家中困難，參加罷工的裘妮婭勇敢地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擔，割草掙錢養(yǎng)活丈夫和孩子，使戈巴爾深為感動。工人燒毀了糖廠，傷好了的戈巴爾來到醫(yī)生瑪爾蒂家當了一名花匠。

第五年，何利的大女兒索娜已經(jīng)17歲了，雖然女兒早已訂婚，但何利因沒有錢給女兒買嫁妝，怕光身子將女兒嫁過去不體面，便一再拖延婚期。村里頭人的兒子們常圍著索娜動手動腳。何利看在眼里急在心頭，經(jīng)過幾番波折，最后從想收買人心的薄拉的續(xù)妻處借到200盧比才把女兒嫁出。

萊易老爺用搜刮農(nóng)民的錢，體面地嫁出了女兒，打贏了200萬盧比遺產(chǎn)的官司，并且競選成功當上了內(nèi)政部長。

而何利和村里的農(nóng)民在第七年上卻因交不起租子，被管事告到了法院，準備抽回他的田地。怕失去田地的何利，告貸無門，最后不得不把小女兒嫁給一個比他小三歲的鰥夫當繼室。當何利接過等于賣女兒換來的200盧比時，兩手直發(fā)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盧巴出嫁時，戈巴爾帶著妻子孩子從城里回來送妹妹。態(tài)度和藹可親的戈巴爾得到村人的贊賞。他勸慰了感到十分內(nèi)疚的何利后。便自己先動身回城里去了。

為了孫兒能喝上牛奶，何利急于買一頭母牛，他不顧炎熱的天氣，白天給承包商挖石頭，晚上又與丹妮婭搓繩到深夜。離家逃走的希拉，過了幾年的流浪生活回到了家鄉(xiāng)，他匍匐在何利的腳下悔罪，并感激何利對他一家的幫助，何利為此感到十分幸福。然而心血已耗盡的何利當天中午卻因中暑而倒斃。按印度教的習俗，人臨終前要舉行一種叫“戈丹”的宗教儀式，即請婆羅門祭司來“凈化靈魂”，并以一頭母牛作酬謝。為買母牛何利與妻子用命換來的20個安那就這樣被當作“戈丹”，奉送給了祭司，丹妮婭也隨即昏了過去。

【作品鑒賞】《戈丹》(《獻牛》，或意譯為《犧牲》)，是普列姆昌德于1936年去世前幾個月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是印度現(xiàn)代文學史中最優(yōu)秀的反映農(nóng)村社會生活的作品。這部小說無論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還是在藝術(shù)表現(xiàn)方面都具有典范意義，是印度文學獲得世界聲譽的作品之一。

《戈丹》取材于作者熟悉的印度北方農(nóng)村的生活，通過一個貧苦農(nóng)民悲慘的一生，展示了20世紀30年代印度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作者從人道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出發(fā)，對英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印度封建勢力進行無情的揭露，對一生掙扎在死亡線上善良淳樸的農(nóng)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對熱心公益事業(yè)的知識分子予以肯定。

《戈丹》在情節(jié)安排上頗具匠心。它以對立的兩個階級的代表人物何利和萊易為中心，形成兩條情節(jié)線索：一條是通過何利及其一家的悲慘命運來展示農(nóng)村的社會生活畫面；一條是通過萊易及與他有聯(lián)系的資本家、律師、編輯、哲學家、醫(yī)生等的活動來反映城市中上層人物的生活圖景。其中前者是主要線索。在主線索中，作品以何利渴望買牛為開端，以何利死后沒有母牛酬謝祭司為結(jié)束，中間通過賒回母牛、母牛被害、耕牛抵債、牽回耕牛，再度想買母牛等波折將何利的悲慘遭遇表現(xiàn)得鮮明生動、淋漓盡致。

《戈丹》作為20世紀30年代印度社會的一面鏡子，深刻地反映出地主、高利貸者和婆羅門祭司對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剝削和精神奴役是造成印度農(nóng)民痛苦生活的根本原因。

大地主萊易見到農(nóng)民滿嘴甜言蜜語，騙取農(nóng)民的好感，實際上他是個兩手沾滿農(nóng)民血汗的大吸血鬼。他一個公館就養(yǎng)著150個游手好閑的“貴人”。為慶祝傳統(tǒng)折弓節(jié)，他無理向農(nóng)民索取節(jié)禮，五六天節(jié)日就要揮霍二萬盧比；為了籌集嫁女、打官司、競選需要的幾十萬資金，他竟讓管事把農(nóng)民在打谷場上的糧食搜刮一空。競選議員取勝的萊易當上了內(nèi)政部長，在英王誕辰那天又榮膺了“拉加”的封號。這個昔日民族運動中的“斗士”，成了殖民者的走狗。他明白只有依靠手中掌握政權(quán)才能更好地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因此何利等農(nóng)民的悲慘命運正是萊易這種封建地主利用種種政權(quán)，勾結(jié)英國殖民者造成的。

在農(nóng)村除了地主的剝削之外，高利貸者更是把農(nóng)民推向極端貧困的罪魁禍首。交完地租全部糧食告罄的農(nóng)民為了生存，只好向高利貸者借貸，掉進心狠手辣的貪得無厭的高利貸者手心的農(nóng)民，便無望擺脫債務(wù)的羅網(wǎng)。何利買耕牛向蒙格魯借了60個盧比，買土豆向達塔丁借了30個盧比，分家時向杜拉梨借了40個盧比，五年中他還的利息遠遠超過了本錢，可身上仍背著300盧比的債。高利貸者之所以如此敲骨吸髓、肆無忌憚，就是因為他們知道“法律和正義是屬于有錢人的”。

除了殘酷的經(jīng)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印度農(nóng)民脖子上還套著第三條繩索，那就是宗教和種姓制度。嚴密而又復(fù)雜的等級制度與宗教緊密結(jié)合深深地奴役著農(nóng)民的精神世界，使他們懼怕神明、懼怕教族里的頭人，安于黑暗的現(xiàn)實。何利膽小柔順的性格正是這種精神戕害的結(jié)果。

何利是印度20世紀·30年代貧苦農(nóng)民的典型形象。首先他是印度農(nóng)民悲慘命運的典型化身。他是萊易的佃農(nóng)，一年到頭拼死拼活的勞動，可打下的糧食不夠交租餬口。不到40歲的何利被折磨成了老頭。他身上穿的是五年前做的、綴滿補丁的百衲衣；睡覺蓋的毯子還是父親留下來的，年紀比他還大。何利對生活并無更多的奢望，只夢想買一頭母牛。但由于地主的掠奪，高利貸者的敲詐，祭司的勒索，竟使他買牛的美夢成了泡影。最后為了保住土地不得不變相出賣女兒，自己也累死在采石場上。何利雖然十分貧窮不幸，但他在不幸中憐憫不幸，身上閃爍著仁慈善良的光芒。弟弟毒死他家的牛，給他帶來巨大的災(zāi)難，可他不記仇，在農(nóng)忙季節(jié)先種弟弟家的地，致使自己家耽誤了插秧收成不好。兒子使寡婦裘妮婭未婚先孕，何利寧愿承受名譽、經(jīng)濟和開除教籍的重大損失也不愿將裘妮婭趕出家門。他關(guān)心被婆羅門遺棄的恰瑪爾女人西里雅，并不念前嫌同情薄拉的遭遇。何利還是個具有傳統(tǒng)落后意識和自私自利等弱點的農(nóng)民。長期的精神奴役，使他接受了逆來順受的人生觀。他認為：“住在水里，不能跟鱷魚作對”，因此常常去巴結(jié)萊易，遇事總是害怕，息事寧人，教族開除他的教籍，他十分懼怕，情愿傾家蕩產(chǎn)也要交上罰款，保住教籍。他們特別喜歡講面子，為了可悲的體面，竟愚昧地不惜借高利貸賄賂巡官。封建的夫權(quán)思想使膽小如鼠的何利敢于對妻子大打出手。何利有時還流露出不莊重、貪小便宜等毛病。這一切構(gòu)成何利豐富而復(fù)雜的性格特征，使何利成為印度農(nóng)民的生動、真實寫照。

丹妮婭雖然與丈夫一樣仁慈善良，但她比何利富有反抗精神。她說：“人太老實了，也有壞處，連狗也想咬他一口。”她心直口快、疾惡如仇。她反對丈夫巴結(jié)地主，敢于頂撞祭司，斥責高利貸者，蔑視教規(guī)，抗議長老會的“判決”，甚至敢當面揭露前來敲詐的巡官。她對社會現(xiàn)實有較清醒的認識：“村里的頭人們，都是殺人的，是窮人的吸血鬼，利息啦、糧帳啦、送禮啦、送黑錢啦，不管什么東西，都要打劫窮人”，認為“坐監(jiān)牢是坐不出好政府來的”。她的不滿是從切身的體驗中感受出來的，反映了被壓迫農(nóng)民自發(fā)的反抗精神。

作品不但通過戈巴爾反映了城市里尖銳的階級斗爭，而且對城市知識分子也做了描繪。哲學家梅達就是一位被作家理想化了的知識分子的形象。在作家筆下他體魄健壯，知識淵博，感情豐富，為人正直慷慨，并能主動幫助“花蝴蝶”瑪爾蒂轉(zhuǎn)變生活態(tài)度，積極投入公益事業(yè)，為農(nóng)民辦好事。他甚至提出“要來一個天翻地覆的變革”。但是他指出的只是一條從倫理道德的角度，通過自我犧牲精神來實現(xiàn)理想社會的道路，這是極不現(xiàn)實的，是脫離實際的幻想，表現(xiàn)了作者人道主義思想的進步性與局限性。

普列姆昌德除了是一位善于講故事的作家外，還是個擅長刻畫人物、塑造典型的小說家。首先，作家善于從發(fā)展變化的事件中塑造人物。在《戈丹》中，作家緊緊抓住何利渴望買母牛這個中心事件，在買牛的曲折過程中展示何利復(fù)雜的性格特征和悲劇命運。其次，通過富有戲劇性的場面刻畫人物性格也是這部作品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何利買牛的過程中每一個關(guān)鍵時刻，作者都為他精心安排富有戲劇性的場面，把何利置于尖銳的矛盾沖突中，通過他與各種不同性格的沖撞過程，展示他性格的特征。比如第7節(jié)何利與丹妮婭對待希拉毒死牛的那個戲劇性的場面，把兩個人的不同性格活畫了出來。第三，作者注重在事件的發(fā)展中，通過人物的心理活動的描寫刻畫人物性格。如第1節(jié)何利在去萊易家的路上遇到薄拉，想從薄拉手中賒一條母牛，來實現(xiàn)自己多年來的愿望。首先他利用薄拉思妻的弱點，借口給薄拉提親，博得薄拉的喜歡，薄拉心生希望為討好何利便提議將牛賒給何利。何利決定接受，可表面上又與薄拉推讓。但當聽說薄拉為沒有錢買草喂牛而傷心時，他立刻感到自己不應(yīng)乘人之危把牛弄到手，不僅不要牛，而且還慷慨地答應(yīng)送些牛草給薄拉。作者通過何利以善良占勝狡黠、自私的心理過程，將他的復(fù)雜個性特點生動地刻畫出來，深化豐富何利的性格。第四，普列姆昌德說：“對話不應(yīng)該只是形式上的。每一句話——出自某個人物之嘴的話——總應(yīng)該或多或少地闡明他的心理或性格。”(《普列姆昌德論文學》)因此他十分重視通過富有個性化的人物對話來展示人物不同的性格。比如在第11節(jié)里面對長老會罰何利100盧比現(xiàn)款和30滿糧食的判決，丹妮婭說：“長老會，欺負窮人是沒有好處的，”“我一顆糧食也不交，一個銅板的罰款也不給”；而何利卻在她面前兩手合十：“丹妮婭，我求求你，住嘴吧，我們都是教族里的下人，我們是不能離開教族的，無論教族怎么處罰，我們也得低頭領(lǐng)受。”這短短的兩段話把丹妮婭敢于反抗、蔑視教族的性格和何利膽小怕事、懼怕教族的性格表現(xiàn)得鮮明突出。

普列姆昌德依靠對生活的深刻感受和精湛的語言技巧使《戈丹》的語言風格自然、淳樸、生動。尤其是比喻和隱喻的大量運用為作品增色許多，使語言形象感人。如寫久旱得雨時農(nóng)民歡樂的心情：“下雨那一天是多么歡樂啊!饑渴的土地仿佛永遠也不能滿足，饑渴的農(nóng)民卻蹦蹦跳跳，仿佛下的不是雨而是黃金。”再如何利所有的東西都失去以后，他“好像一個戰(zhàn)敗的君王，把自己那三畝地當作一個城堡，在里面躲藏起來，而且把它看成命根子想盡一切辦法來保住它。”

總之，《戈丹》不愧為印度現(xiàn)代描寫農(nóng)村生活的一部史詩性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