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曙庭

《后漢書》一百二十卷。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南朝宋范曄撰。志三十卷，晉司馬彪撰。

《后漢書》是繼《漢書》之后的第二部紀傳體斷代史。作者范曄，字蔚宗，順陽(今河南浙川縣)人。生于公元398年(晉安帝隆安二年)，卒于公元446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年四十八歲。范曄出身于官僚世家，由于出繼給從伯范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在東晉、劉宋時，歷官高祖相國掾、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新蔡太守、尚書吏部郎等。公元432年(元嘉九年)冬，三十五歲的范曄，因得罪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由于政治上的不得志，范曄乃轉(zhuǎn)而從事史學(xué)研究，發(fā)奮撰寫《后漢書》。在宣城郡任職數(shù)年后，遷長沙王義欣鎮(zhèn)軍長史，加寧朔將軍，最后累官至左衛(wèi)將軍，太子詹事。他因參加了孔熙先等人謀立劉義康為帝的事，為人告發(fā)，于元嘉二十二年被捕處死。本來元嘉二十二年是公元445年，因為他死在十二月，合公元已是446年了。

范曄是一個學(xué)識淵博，很有才華，在多方面都有成就的人。《宋書》本傳稱他：“少好學(xué)，博涉經(jīng)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即是說在文學(xué)、書法、音樂諸方面都有特長，但成就更大的還是史學(xué)。范曄雖然文才很好，但是他不愿做一個文士，所以在這方面用力不多。后來他轉(zhuǎn)而研究歷史，經(jīng)過辛勤的努力，造詣很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他說自己到三十歲時才研究學(xué)問，逐漸有心得，這里指的主要就是史學(xué)。他從三十五歲被貶為宣城太守時起，開始撰寫《后漢書》，經(jīng)過十多年的努力，終于完成了紀傳部分的任務(wù)。本來志的部分也計劃寫，“欲遍作諸忘，前漢所有者悉令備”，由于死得過早，十志沒有最后寫成，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范曄所生的時代，距后漢已有二百余年，在他以前已有不少人寫過后漢的歷史。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所載，就有東漢劉珍、三國吳謝承、晉薛瑩等十家之多。他根據(jù)各家所提供的豐富材料，再加以斟酌去取，于是寫成了《后漢書》。由于范曄的文才和史學(xué)修養(yǎng)都比較高，他所撰的《后漢書》，文筆流暢，敘事簡明周詳，結(jié)構(gòu)嚴密，書中很少重復(fù)和疏漏。范書一出，大家爭相傳誦，而其他各家后漢書，就逐漸被淘汰了。現(xiàn)在除范書以外，流傳下來的，僅有晉袁宏的三十卷《后漢紀》而已。

《后漢書》記事，上起公元25年(漢光武劉秀建武元年)，下訖公元220年(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整個東漢一代共一百九十六年的史事。范曄《后漢書》的體例同《漢書》一樣，有《本紀》、《列傳》，《志》未及寫成，《表》的部分則缺。十卷本紀記載東漢十二個皇帝之事，在位短暫的小皇帝不能單獨成卷，而附于其他皇帝之后，這樣成書九卷。另外將皇后從《漢書》的《外戚傳》改入本紀中，成為最后一卷書。由于光武和皇后兩個本紀都分上下卷，實際上本紀是十二卷書。

列傳部分，《后漢書》與《史記》、《漢書》一樣，有單傳，有合傳，有類傳。但范曄根據(jù)歷史特點的不同和自己的見解，創(chuàng)設(shè)了《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shù)》、《逸民》、《列女》等七個新的類傳。東漢時期，宦官和外戚兩個集團曾先后把持朝政，排斥名士官僚集團，曾兩次大興黨錮之獄，以鎮(zhèn)壓名士官僚集團的反抗。《黨錮列傳》和《宦者傳》，就是記載這方面的斗爭情況的。被指斥為黨人的名士，不少是抱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范曄用同情和頌揚的筆調(diào)，記載了黨人的節(jié)烈表現(xiàn)，生動而感人。《文苑傳》與《儒林傳》不同，《儒林傳》是記載儒學(xué)大師們的事跡的，而《文苑傳》則專收屬于文學(xué)家這一類人，兩者的界限是很清楚的。《獨行傳》是記那些有“特立卓行”的人的，如范式張劭的故事，就收在這個傳中。《方術(shù)傳》雖多載五行圖讖、神仙怪異等事，然而也有一些關(guān)于科學(xué)技術(shù)的記錄，如名醫(yī)華佗傳即是。《逸民傳》是記載那些自命清高，隱居不仕的人，其中也有反映勞動人民對統(tǒng)治階級不滿的材料，如漢陰老父大罵皇帝的記載，就很典型。范曄敢于把這種材料記錄下來，在當時應(yīng)該說還是比較大膽的。《列女傳》是給有特殊表現(xiàn)的婦女設(shè)立的，不僅注意節(jié)操，尤其重視才行品德等各個方面，這與后世的《烈女傳》只講封建禮教的“節(jié)烈”是迥然不同的。如傳中載有女史學(xué)家班昭和文學(xué)家蔡琰的事跡，就是明證。在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中，范曄能在史書中為婦女單獨立傳，確實是有卓見特識的表現(xiàn)。八十卷列傳中，篇幅長的又分子卷，實為八十八卷。這樣范書的本紀、列傳實際是一百卷。

關(guān)于志的部分，范曄來不及寫成就被殺了。據(jù)《后漢書·皇后紀下》李賢注說，范曄將十志委托謝儼搜撰，將要完成的時候，遇到范曄事敗，謝儼乃將全部稿子銷毀了。《后漢書》沒有志，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梁劉昭為《后漢書》作注的時候，看到范書無志，乃取司馬彪《續(xù)漢書》的八志，加以注釋，分為三十卷，以補范書的不足。司馬彪字紹統(tǒng)，為晉朝的宗室，撰《續(xù)漢書》八十三卷。這部書的紀傳部分早已散失，只有八志三十卷因合在范書中得以保存下來。司馬彪的八志與班固的十志比較，沒有《溝洫》、《食貨》、《刑法》、《藝文》四志，是很可惜的。尤其是無《食貨志》，對于東漢一代的經(jīng)濟制度和生產(chǎn)發(fā)展情況的研究，帶來不便。新增的《百官》、《輿服》二志中，《百官志》即是《百官公卿表》的繼作，而《輿服志》記載車馬、冠服等制度，以表明封建的等級關(guān)系，史料價值不甚大。劉昭取司馬彪八志以補范書之缺，但兩書仍單行，直到宋真宗時，經(jīng)孫奭(shì式)的建議，才將二者合刻在一起，成為一部書了。

范曄對于自己所撰的《后漢書》是很自負的，不僅自夸其文章寫得好，尤其對諸序和論贊，認為是“奇作”，和班固的《漢書》相比，不但不會感到慚愧，可能還要超過他。這并非夸大之詞。《后漢書》無論從文字到內(nèi)容，都是比較好的一部史學(xué)名著。尤其在思想性方面，范曄敢于揭露一些封建統(tǒng)治的黑暗面，同情那些正直廉潔的中下層人物，這種思想表現(xiàn)，在當時來說，無疑是進步的。

通行的《后漢書》的注釋，紀傳部分是唐高宗的兒子章懷太子李賢注的，志的部分是梁代劉昭注的。本來劉昭也給范書的紀傳部分作了注，李賢的注就是在劉注的基礎(chǔ)上，又參照了其他各家之書增刪而成的。當時幫助李賢注書的有張大安、劉訥言、格希元等人，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中華書局新出版的標點本《后漢書》，就是采用有李賢、劉昭注釋的這個本子。清人研究《后漢書》的著作很多，其中以惠棟的《后漢書補注》為最好。清末王先謙在惠書的基礎(chǔ)上，廣泛收集其他各家的研究成果，寫成《后漢書集解》一書，最便參考。中華書局一九六六年出版的由束世澂編注的《后漢書選》，收錄了五十篇文章，選材比較廣泛，是目前較好的一個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