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蘇軾·張君①墨寶堂記》散文名篇鑒賞

世人之所共嗜②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棋，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于后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杰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于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呂、稷、契③之所營，劉、項、湯、武④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qū)區(qū)者曾何足言，而許由⑤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

士方志于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椎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于剖冢斫棺而求之⑥。是豈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

毗陵⑦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筑室而藏之，屬余為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y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于政，其費人豈特醫(y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yōu)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fā)之于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于醫(yī)，則愿以余之所言者為鑒。

【注】

①張君：張次山，字希元，蘇軾友人。②嗜：愛好，喜好。③伊、呂、稷、契：指政治上建立了卓越功勛的古代高官。④劉、項、湯、武：指建立了卓越霸業(yè)的古代帝王。⑤許由：上古高士，相傳曾拒絕堯的禪讓逃入山中。⑥“故有”三句：事見唐人韋續(xù)所撰《墨藪》：“魏仲繇見蔡邕筆法于韋誕，自槌三日，胸盡青，因嘔血。魏世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與。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而得之。”斫，砍。⑦毗陵：治所在今天的江蘇常州。

墨寶堂，系北宋毗陵（今江蘇常州市）人張希元珍藏古書法墨跡的地方。熙寧五年（1072）蘇軾任杭州通判時，應張希元之請作《墨寶堂記》。文章從批評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驕人、笑人的陋習，層層演進，引出對張希元愛好書法卻懷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會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發(fā)揮經(jīng)世濟民的作用，表現(xiàn)了蘇軾積極用世的人生觀。全文共分三段。

第一段一上來就闊發(fā)議論。緊緊圍繞著一個“笑”字生發(fā)開去，描述了世人的種種偏見與短識。琴棋書畫愛好者們嘲笑那些喜好聲色的平庸之輩，但他們自己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對好文者同樣不以為然，認為他們的文章不過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這些追求功名的人們，即使能夠像劉、項、湯、武一樣掌管天下，但是他們竟依然不免被人嘲笑。為何？在大隱士許由和大圣人孔子看來，這些功名不過都是過眼煙云，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豈有既乎”為結(jié)，說明世間人們的相互嘲笑已經(jīng)成為規(guī)律，沒完沒了，無始無終。對這些嘲笑統(tǒng)統(tǒng)給予了否定。

第二段緊承第一段對收藏者的癡情、癡態(tài)、癡行進行了進一步的延展和刻畫。他們?yōu)闀?ldquo;棄軀忘親”，心無旁騖，專心致志；他們?yōu)闀?ldquo;椎心嘔血”，可以拋棄一切，甚至生命；他們?yōu)闀?ldquo;剖冢斫棺”，可謂不擇手段，用盡心思。但是作者蘇軾理解他們，說人世間人們所看重的聲色享樂都不足以吸引他們，轉(zhuǎn)移他們的志趣。他們在書畫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連他們自己都無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無法理解他們內(nèi)心的那份癡情了。作者強調(diào)，不理解并不能成為嘲笑他們的理由，更不能成為否定他們的根據(jù)。他總結(jié)說：“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這不僅批評了那些嘲笑琴棋書畫愛好者的人們，更將所有的同類嘲笑給予了歸納否定，依然用“笑”字串連，與上文呼應，文氣貫通一氣。

從“毗陵人”到“屬余為記”為第三段的開端，介紹作記的緣起。本來這里應該詳細地記述、描繪張希元如何愛好書畫典籍，珍藏了什么，規(guī)模如何。但是作者僅寥寥數(shù)筆，便戛然而止。張希元“家世好書”，其風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遺跡至多”，多善可陳；“盡刻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蘇軾以“蜀人”“蜀言”為轉(zhuǎn)接承續(xù)，引出對人生道路設計、從業(yè)選擇的看法。

諺語“學書者紙費，學醫(yī)者人費”的意思是：學習書法繪畫的人，會耗費很多的紙張筆墨；從醫(yī)的人初始階段會耗費很多人的性命和健康。為什么？庸醫(yī)誤人。諺語雖非名人名言，但是因為其在民間口頭傳播，有很大影響力。

文末，蘇軾特別鄭重地諄諄告誡張希元：“君知政之費人也甚于醫(yī)，則愿以余之所言者為鑒。”那么蘇軾到底希望不希望張希元從政呢？文章并沒有明確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從政非同藏書等個人愛好，關乎蕓蕓眾生的生死禍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蘇軾對行業(yè)、職業(yè)的評價不甚明確，觀點有些含糊，但這恰恰是對張君明確的提醒，是蘇軾的高明之處。因為從政到底好還是不好，因人而異，關鍵是個人能否把握掌控問題。提出原則，而不給具體結(jié)論，其實是最好的答案。

本文以“記”的本色而論，不拘成法，如行云流水，本應該寫人、寫堂，而本篇文章表面看從頭到尾全是議論聲；但是細品之下，卻是無一字不是寫人、寫堂，無一字不是記其所應記。文章借對世人嘲笑的議論，記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壓力、阻撓和困難；借對堂主苦惱勸解的議論，記述了堂主為收藏付出的種種代價、犧牲和精神壓力。可謂是層次清晰，節(jié)奏鮮明，句句寫堂，句句寫人。

后人評論

楊慎《三蘇文范》卷十四：“此記全學韓文。韓文公序高閑上人，而稱張旭之神于書；蘇文忠公記寶墨堂，而引鐘繇之溺于書；皆含諷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