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說(釋新民之義)

梁啟超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①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篤與變化氣質(zhì)之兩途，斯即吾淬厲所固有采補所本無之說也。一人如是，眾民亦然。凡一國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zhì)。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后群乃結(jié)，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數(shù)千年立國于亞洲大陸，必其所具特質(zhì)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②異于群族者，吾人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雖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長，而漫曰“我保之，我保之”云爾。譬諸木然，非歲歲有新芽之茁，則其枯可立待;譬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則其涸不移時。夫新芽、新泉，豈自外來者耶·舊也而不得不謂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舊也。濯③之，拭之，發(fā)其光晶;鍛之，煉之，成其體段;培之，濬④之，原其本原。繼長增高，日征月邁，國民之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發(fā)達。世或以“守舊”二字為一極可厭之名詞，其然豈其然哉·吾所患不在守舊，而患無真能守舊者。真能守舊者何·即吾所謂淬厲其固有而已。僅淬厲固有而遂足乎·曰：不然。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國有部民而無國民。非不能為國民也，勢使然也。吾國夙巍然屹立于大東，環(huán)列皆小蠻夷，與他方大國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視其國為天下。耳目所接觸，腦筋所濡染，圣賢所訓示，祖宗所遺傳，皆使之有可以為一個人之資格，有可以為一家人之資格，有可以為一鄉(xiāng)、一族人之資格，有可以為天下人之資格，而獨無可以為一國國民之資格。夫國民之資格雖未必有以遠優(yōu)于此數(shù)者，而以今日列國并立、弱肉強食、優(yōu)勝劣敗之時代，茍缺此資格，則決無以自立于天壤。故今日不欲強吾國則已，欲強吾國，則不可不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匯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今論者于政治、學術、技藝，皆莫不知取人長以補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實為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不取于此而取于彼，棄其本而摹其末，是何異見他樹之蓊郁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干，見他井之汩涌而欲汲其流以實我眢⑤源也!故采補所本無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世界上萬事之現(xiàn)象不外兩大主義，一曰保守，二曰進取。人之運用此兩主義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兩者并起而相沖突，或兩者并存而相調(diào)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沖突則必有調(diào)和。沖突者，調(diào)和之先驅(qū)也，善調(diào)和者，斯為偉大國民，盎格魯撒遜人⑥種是也。譬之蹞步⑦，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指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故吾所謂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風者流。蔑棄吾數(shù)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此數(shù)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原載1902年2月8日《新民叢報》第1號

〔注釋〕　①淬(cuì)厲：即淬礪。把燒紅的金屬材料放進水或油里急速冷卻，以提高材料的硬度。礪：粗硬的磨刀石。淬厲為加工提高之意。　②厘然：形容有條理。　③濯(zhuó)：洗滌。　④浚(jùn)：疏通，挖深。　⑤眢(yuān)：眼球枯陷失明，引申為枯竭。 　⑥盎格魯撒遜人：即盎格魯-撒克遜人。　⑦蹞(kuǐ)步：亦作“跬步”，半步。〔鑒賞〕　塑造近代社會的理想人格，是《新民說》的宗旨。《新民說》由二十篇論文匯編而成，寫于1902—1906年。1900年東渡日本后，梁啟超的思想較戊戌變法期間有了一個飛躍。這一陡變，成了他思想最為激進的時期。在梁啟超看來，戊戌變法未能成功，與頑固派的極力反對相關，也與國民素質(zhì)欠佳有關。“新法”在中國講了“數(shù)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是因為“于新民之道未曾留意焉者也”。在兩千多年專制主義重壓之下，只有君主一人有自由，民眾毫無自由;君主一人握權(quán)力，民眾沒有權(quán)力。失掉了自由與權(quán)力的民眾，不可避免形成奴性，造成依附人格。對這種根深蒂固的奴性，梁啟超稱之為“心奴”。他說：“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隸始。”(《新民說·論自由》)《新民說》的首篇就是“論新民為今日第一急務”。1902年2月，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在日本橫濱創(chuàng)刊。該報章程第一條就是：“本報取《大學》新民之定義，以為欲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這里提出了國民性改造的問題，以及“新民”為國家變更面貌的先決條件的問題。梁啟超心目中的新民，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人格。新民具有自由獨立的人格，有著天賦的權(quán)利意識，同時富有冒險進取精神與強烈的上進心。造就“新民”的前提有三條：一是推翻專制主義政體，實行民主立憲;二是學習其他民族長處，培養(yǎng)近代人應有的品格;三是繼承傳統(tǒng)，弘揚固有的民族精神。后兩條就是梁啟超對新民所定的界說：“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新民”要繼承傳統(tǒng)文化中有用成分，不能“盡棄其舊”。梁啟超在《自由書》中說，“新民”的主張源于《大學》。《大學》中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的話，宋代理學家二程與朱熹認為，把“親民”詮釋為“新民”。梁啟超沒有受程朱理學對“新民”所作的局限于心性修養(yǎng)理解的影響，而是擷取清初哲學家李颙的主張。梁啟超在《自由書》中說：“《大學》曰：作新民，能去舊染之污者之自新，能去社會舊染之污者謂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未由。悔也者，進步之原動力也。”這是從李颙“悔過自新”說衍化出來的。李颙被時人視為與黃宗羲、孫奇逢并列的清初三大儒之一，他在評論哲學家史上各家時說：“雖各家宗旨不同，要之總不出‘悔過自新’四字。”(《二曲集》卷一《悔過自新》)“悔”便是人們認識過失而自覺努力去自新的動力，“過”就是“心奴”。“辱莫大于心奴”(《新民說·論自由》)，梁啟超視精神上的奴隸比形體受奴役更為可悲。梁啟超列舉了“心奴”的四種表現(xiàn)：“為古人之奴隸”、“為世俗之奴隸”、“為境遇之奴隸”、“為情欲之奴隸”。其中與人格相關的，主要是“為古人之奴隸”。古代圣賢功垂千秋，為后人敬仰，但不能作為偶像來崇拜。因為圣賢無法預知千百年后人們的心智，故梁啟超主張：“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同上)“我自我”，即“我”是不依附于他人的，在精神上是自由與獨立的，這與他“采補”西方文明相關了。這方面他主要汲取了盧梭的天賦人權(quán)論。梁啟超說，“天生人而賦之以權(quán)利，且賦之以擴充此權(quán)利之智識，保護此權(quán)利之能力。故聽民之自由焉、自治焉”(《新民說·論進步》)。求智與自由是人的天性，是人天然而來的權(quán)利，即天賦人權(quán)，是“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適用也”(《新民說·論自由》)。梁啟超于盧梭是推崇備至的，1902年著《盧梭學案》一文，介紹盧梭的民主思想。又認為《民約論》(《社會契約論》中譯名)中的天賦人權(quán)論，是最適合于當今中國，祈求其在神州之上廣泛傳播。因為盧梭所宣揚的天賦人權(quán)論，能使地球上“國國自主，人人獨立”(《自由書》)。經(jīng)過“采補”與“淬厲”的“新民”，是沒有奴性的、自由獨立的，是富于愛國利群、冒險進取精神的一代新人。近代和古代有很大不同，很多思想家提出了培養(yǎng)新人的問題。新人的觀念是近代才開始有的，如洪仁玕要人們依據(jù)“世之轉(zhuǎn)革”的道理，自身也要不斷地自新，“力求自新，轉(zhuǎn)以新民”(《英杰歸真》)。從刀光血影中蹦出的“新民”，含義比較籠統(tǒng)，但開了與傳統(tǒng)人格決裂的先河。梁啟超雖借用《大學》中的“新民”一詞，但卻為國人設計了全新的品性，如自由、自尊、合群、進取冒險等。梁啟超對“新民”從各個方面詳加論證，“新民”說是比較系統(tǒng)的關于理想人格近代化的學說。“新民”說唯意志論色彩很明顯。“新民”的人格境界，應來源于社會實踐，但梁啟超歸之為“心力”：“是故報大仇、雪大恥、革大難、定大計、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謀，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于至人之心力。”(《新民說·論尚武》)盡管“新民”說有不足，但它在提高國民素質(zhì)方面的積極作用，是大大超過消極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