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于是疏泉鑿石，辟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

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杰并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劃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慶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

宋仁宗慶歷五年(1045)，推行新政的范仲淹等人相繼被罷逐，歐陽修上書為他們辯誣，得罪權貴，以他事羅致其罪而被貶知滁州(今安徽滁縣)。然而他沒有消沉，不僅在那里留下較好的政聲，而且在文學史上留下極其光輝的一頁，寫出了兩篇極其優美的散文《豐樂亭記》和《醉翁亭記》。后者或許聲名更盛，而前者亦為人推崇備至。如《石遺室論文》說：“永叔以序跋雜記為最長，雜記尤以《豐樂亭記》為最完美”，甚而至于貶低后者說：“辭意過于圓滑”。二者誠然不必輕加軒輊，但《豐樂亭記》文學價值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豐樂亭是作者于貶知滁州的第二年建立的，本篇就是記此事的。除此文之外，作者還曾在《與韓忠獻五書》及《豐樂亭游春》等詩文中多次贊美豐樂亭周圍的景色，顯然于政事之暇在那兒游息已成為其生活的一大樂事。《宋史本傳》稱其“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在《豐樂亭記》中，那種豁達胸襟和民胞物與的情懷，通過高超的藝術技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使文章具有特殊的感人的力量。

文章首段簡略地敘述了豐樂亭的來歷，由飲水而溯源，見豐山奇景，“俯仰左右，顧而樂之”，因景之美，筑亭以便游，隱隱點出亭以豐山之可樂而得名。作者仿佛是高明的畫家，用簡煉的線條勾勒出一個人間奇境。“聳然”，見其高峻;“窈然”，見其幽深;“滑然”，見其盛大。而“與滁人往游其間”一句，則只是先點一筆，預作鋪墊。

按一般行文，應接寫“仰而望山，俯而聽泉……”，然而作者卻宕開一筆，插入歷史的回溯，另辟蹊徑地寫出：“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這就給人以突兀之感，故清人評為“橫空而來，氣象淋漓”。作者沒有點明其與上文的聯系何在，迫使讀者產生期待心理，繼續讀下去，真是“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故不發。”這種由眼前的山水進入到歷史的追溯，打破時空的限隔，加深了文章的深度。趙匡胤在后周世宗顯德三年(956)率兵在清流關大破南唐軍隊，生擒二將，平定了滁州。然后又以“考其山川，按其圖記……而故老皆無在者”，將歷史的遙想再拉回到現實中。這樣寫來，文章就有了波瀾，突出了人世滄桑之感，令人感喟。更使人可嘆的是歷史的陳跡幾無人知，“蓋天下之平久矣”，近世的安定，竟然使滁人忘卻了歷史，對此，作者是有怵于心的，讀之令人怦然心動。

妙就妙在作者將一層意思反復摩蕩，生意俱出，似工于設色暈染的畫家作畫，意蘊無限。“自唐失其政……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正是此等手法。清人評其為“用前意重作一番，是文家詠嘆法。”深得“文似看山不喜平”之妙。但又與上段有細微差別，以數語概括了上下數百年之治亂和群雄人主之廢興，眼界更其開闊，立論也益見卓識。“今滁介江淮之間……以樂生送死”一段，反映了承平時期人民安居樂業的情景。這就與唐末五代形成強烈對比，從而強調了“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乃是安樂的根源。至此作者的思路更為明晰了。開篇明寫山川景物，實際正隱指承平生活，由此發生聯想，“俯仰今昔，感慨系之，又增無數煙波”。二三段實用反襯法，以明太平之來之不易，欲人珍惜之意見于言外，這就是前人所謂規諷之意。

作者在《幽谷泉》詩中曾對滁人生活有較細致的描繪：“泉旁野人家……溉稻滿春疇，鳴渠繞茅屋。生長飲泉甘，蔭泉栽美木……自言今白首，未慣逢朱轂。顧我應可怪，每來聽不足”，這正好可以與文中的“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相互補充。這里有一定的美化，但經過近百年的生產的發展，與兵連禍結的五代相比，顯然好得多了。文章之所以能既有頌揚而又不失之諛，就是因為具有一定的真實性。

第四段與首段遙遙呼應，具體描寫山川景物之美，洋溢著歡快的氣氛。作者對大自然的熱愛，與百姓的親切關系，我們都能深深地感受到。對山間四時景物的速寫，與《醉翁亭記》頗相類似。而文中用了兩個“幸”字，是將豐山可樂，豐成之樂與上之功德聯結在一起的紐結，收煞有力，有萬毫齊聚之妙。

最后交代作記之由在于“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這是一個既忠君又愛民的歐陽修真實心底的自白。

宋李耆卿《文章緣起》說：“記所以敘事識物，非常議論。”而此文卻以議論為主，應該說這與“文與道俱”的文學觀有關。他主張文章應該“所載者大且文”。(《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實際上，以小見大，好發議論幾乎是唐宋八大家的特點，而歐公此文之妙在于移步換形，議論則大聲鏜鎝，寫景則平淡自然，又復以悲歌慷慨濟之，使文章不乏情韻，取得陰柔與陽剛相濟的美學效果。

結構上既有古典園林曲徑回廊之妙，又有黃河九曲一氣流注的氣勢，從而成為山水旅游散文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