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曾鞏·南齊書目錄序》散文鑒賞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①，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②撰。始，江淹③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④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后能傳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⑤非常之跡，將暗而不章，郁而不發，而梼杌嵬瑣奸回兇慝之形⑥，可幸而掩也。

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⑦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跡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后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⑧而隨者，亦皆圣人之徒也。

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后，秦火⑨之馀，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⑩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跡、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顛倒而采摭{11}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后，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圣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于宋、齊、梁、陳、后魏、后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

子顯之于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12}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跡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13}、悖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

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注】

①紀：亦稱“本紀”，古代史書中的一種體裁，多用以記述帝王的主要事跡或一代的大事。志：古代史書中的一種體裁，記敘典章制度及州縣建制、山川地理的變革情況。列傳：古代史書中的一種體裁，用以記載帝王之外各類歷史人物的事跡。②蕭子顯：字景陽，南蘭陵郡（今江蘇常州）人，官至吏部尚書。著有《南齊書》等。③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今河南蘭考）人。南朝齊、梁時期著名作家。④表：表彰，彰顯。⑤韙（wěi偉）德：美德。⑥梼杌（táowù桃誤）：古代傳說中的怪獸名。此處比喻惡人。嵬瑣：卑劣猥瑣。奸回：奸詐。兇慝（tè忒）：兇惡。形：面目，劣跡。⑦二典：指《尚書》中記載堯、舜事跡的《堯典》和《舜典》。⑧執簡操筆：負責文書工作的人。簡，魏、晉以前用來書寫文書、史傳的一種人工削制而成的竹片。⑨秦火：指秦始皇焚書之舉。⑩區區：一點一點地。此處引申為辛勤的意思。{11}采摭（zhí直）：采集摘取。{12}藻繢（huì會）：文采。{13}偷奪傾危：指陰謀篡奪政權、顛覆國家的人。

本文是曾鞏整理南北朝時梁代蕭子顯所編撰的《南齊書》時寫的一篇序文，作于他在館閣校勘古代典籍時期。《南齊書》是記敘南朝齊一代的史書。南齊是我國南北朝時期繼劉宋之后建立的一個王朝，立國僅短短的24年。蕭子顯是南齊開國皇帝齊高帝蕭道成的孫子，因而在書中處處為自己的祖父和家族回護甚至加了許多溢美之辭，因此后人對這部史書便頗多非議。

曾鞏也表現出對這部史書的不滿，認為它有意篡改歷史，以致一些應該予以頌揚的歷史人物沒有得到很好的表現，而一些“偷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反而被美化，使其惡行未能暴露于天下；其語言又“刻雕藻績”，即刻意追求華麗。于是他在整理完蕭子顯的這部拙劣的史書之后，便寫了這篇目錄序，來闡述自己對史書與一個史官的看法。

本文的重點也不在于介紹原書的體例、流傳及整理情況，而是借《南齊書》的得失引發議論，闡述自己的認識，充分表現自己的史學觀。作者明確指出，一部史書是否優秀，取決于它能否“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既然史書編寫的目的是使后代君臣能以史為鑒，去奸佞、遠小人，推行正確的治國方略，建立清明的政治，那么史家的水平、素質和作史動機就顯得尤為重要。由此看來，蕭子顯根本就不具備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所應有的基本素質。

曾鞏在綜論歷代史家、史書優劣得失的基礎上，義正辭嚴地說，一個優秀的史家應該具備四個基本的條件：“明”“道”“智”“文”，即識見、思想、才智和文采。“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但作者卻沒有由此而直接轉入對蕭子顯和《南齊書》的批判，而是進而舉出歷史上優秀的史書和優秀的史家為具體的事例。他舉出《尚書》中的《堯典》《舜典》作為例證，認為這些儒家經典的作者才具備這樣四個條件。

而歷代以來，并非所有的“任政者”都是圣哲賢士，“執簡操筆”的史官也非都是“圣人之徒”，史書出現謬誤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所托不得其人”，所以即使連《史記》也有許多“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之處，這是因為司馬遷也不具備上述四個條件，才會有這樣的失誤。

現在看來，雖然他對《史記》及其作者司馬遷的評價顯然有失偏頗，但曾鞏所提出“良史”的四個條件，應該說是非常有道理的，因而也得到后世學者的充分肯定。

從文章結構上來說，本文承續了曾鞏一向的綿密周匝的文風，值得細細品讀。開頭借對蕭子顯的《南齊書》進行批評，來展開關于良史標準的討論，以極簡略的筆墨介紹《南齊書》的篇目，然后立即指出，南齊短短24年的歷史，“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說明蕭子顯《南齊書》的編撰背景和意圖，目的是由事及議，引出全篇議論。而后展開議論，提出史書編撰的目的是為了以史為鑒，是有益于國家社稷的觀點，并分析史書失實的原因是“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暗而不章，郁而不發，而禱杌嵬瑣奸回兇慝之形，可幸而掩也”。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作為“良史”的標準，同時也文章末尾對其作者進行批評的伏筆。可謂是入木三分，氣勢磅礴，環環相扣，一氣呵成。

后人評論

張伯行：“南豐推本唐、虞二典，抉摘史家謬亂，而結之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直為執簡操筆者痛下針砭。”（《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四）